希腊人：靠不了政府靠自己

    已接受两次援助的希腊，仍面临“断炊”风险。

    面对疲软的经济、孱弱的政府，不少希腊人并未绝望。他们放弃在国外的安逸生活，呼唤变革，自发行动，免费提供医疗服务，更换“罢工”的路灯……

    在德国《明镜》周刊看来，这种精神在希腊前所未有。

    他们相信自己能改变国家

    26岁的斯蒂法尼娅·西迪亚在卢森堡长大，从伦敦城市大学毕业，拥有剑桥大学硕士学位。2011年，她放弃在伦敦的工作，回到希腊。父母差点儿以为她吃错药了：“你去雅典做什么？”西迪亚回答：“改变。”

    现在，西迪亚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穿梭在雅典古城区普拉卡。“不容易，”她承认，“但是，为了变革，在不拿工资的情况下努力工作几年，值得！”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西迪亚一人。

    希腊《先驱报》称，由于大量企业倒闭或裁员，人口1100万的希腊丧失了100多万个岗位，失业率居高不下，很多人离开希腊，但仍有不少人坚守。这些人背景不同，职业不同，对未来的憧憬不同，但他们都相信，自己能让祖国改变。

    年轻的企业家马苏卡斯说：“留下来的人分两种：一种悲观失望，一种非常乐观。”马苏卡斯原本在国外发展，现在选择和祖国在一起。

    38岁的埃里克·帕克斯原本在美国。回到雅典后，他和朋友开了家科技公司。在希腊融资困难，他就到美国硅谷去拉赞助。

    《先驱报》的报道认为，西迪亚和马苏卡斯都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为希腊的辉煌历史骄傲，为祖国深陷困境痛心。他们知道希腊的国际形象不佳，他们要改变这一点。

    马苏卡斯以亲身经历鼓励年轻人投身商界，抛弃陈旧观念——在政府部门工作是最好的出路。他仍记得两年前遭白眼的经历，“当我说想成为企业家时，人们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是魔鬼”。

    马苏卡斯告诉英国《卫报》，希腊当下没有光亮，但应该有光亮。“这就是我留在这里的原因，我要寻找光亮。”

    “我们现在不得不做的事，实际上是政府的工作”

    今年8月，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33岁的设计师玛丽·卡兰扎说，她脑海里频频浮现这样的问题：什么让希腊跟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希腊人在行事方式上为什么跟德国人不同？为什么希腊人多年来堂而皇之地拒绝缴纳所欠税款？希腊人明知垃圾不分类是违法的，为什么依旧这么做？

    卡兰扎的办公室位于雅典市中心附近的普西里区。她说，现在是根除这些弊病的时候了。

    在卡兰扎看来，经济危机恰好是变革的契机。她希望和志同道合者一道，成为这场新运动的先行者。

    卡兰扎和西迪亚成立了非政府组织“畅想这座城市”，目的是改善城市和乡村的治理。

    西迪亚表示，多数希腊人从未想过正常的公民生活。“政府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儿童。”

    西迪亚和卡兰扎让希腊地方政府“很不幸福”。在“畅想这座城市”的帮助下，希腊人比以往更容易获得信息，其中包括一些报告和数据。如此一来，地方政府就无法轻而易举地建造新的市政厅，也不能在村里建造毫无必要的广场。

    近几个月，希腊确实发生了变化。人民不再像以往那样只会罢工、大声责骂、在示威中扔酸奶。

    在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人们不仅反对将城市自来水厂私有化的计划，还提交了自己的购买计划。这一运动被称为“136运动”——每个参与这一运动的人支付136欧元，用来购买自来水厂。

    在希腊北部的哈尔基季基半岛，民众反对加拿大公司和希腊建筑大亨挖金矿的计划。保护环境从来不是希腊人的美德，现在突然出现这种现象，令人惊讶。

    卡兰扎说：“如果希腊人生活在丹麦，最终会像丹麦人一样，交税，搞环保。如果德国人生活在希腊伯罗奔尼撒，他们就不会再支付生活用水的账单——因为他们只是零星地收到账单，无人问津。”

    卡兰扎认为，一个国家的游戏规则决定着人们的行事方式。在很多希腊人看来，政府一直是人民的敌人，政客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

    “其他国家有制度，我们有海市蜃楼。”1975年，希腊著名作家尼克斯·狄莫在格言集《希腊人的不幸》中写道。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进一步侵蚀了本就不规范的制度，医保系统等几乎崩溃。

    现在，旧规则崩溃了，渴望建立新规则、渴望变革的人有了用武之地。过去3年，希腊成立了约3000个组织，出现了社会药房等援助穷人的项目。

    “数十年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门前停一辆宝马，浴室里有台美诺洗衣机。”当过记者的安迪亚斯·罗密里奥蒂斯说。

    罗密里奥蒂斯汇集了希腊公民奋斗的事例，出版了新书《没有欧元，我照样行》。该书的主旨并非让希腊退出欧元区，它的立意是，即使没有宝马，希腊也能过得很好。

    过去3年，罗密里奥蒂斯9次失业。上次失业前，他在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主持节目。6月11日，希腊总理萨马拉斯宣布关闭该公司，以履行希腊向债权人的承诺——裁减国有部门员工。

    罗密里奥蒂斯打算创建社交网站。他希望联络希腊社会服务组织，让人们在这个网站查询有关流动厨房、二手衣服商店等信息。

    “我们现在不得不做的事，实际上是政府的工作。”52岁的罗密里奥蒂斯说。

    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士气上看，希腊政府似乎都难以指望。希腊人民的力量，可以让这个国家“满血复活”。

    仅在克里特岛就有5种替代性货币。对一些人来说，提供服务就是一种货币支付。如果木匠需要律师的帮助，他会给律师做把椅子，换取律师的法律建议。

    而在塞萨洛尼基，逛剧场的人可以用食物换取门票。在雅典的咖啡店里，客人要一杯咖啡，却付了双份的钱，目的是，让店家为付不起钱的陌生人提供一杯咖啡。

    或许，真正的货币是信任。

    他们不再富裕，却比以往更有同情心

    现在的希腊如果有偶像的话，吉奥格斯·维查斯是个不错的人选。55岁的他是心脏病专家，在雅典南部开诊所。他不拿工资，诊所里的其他90名医生也不拿。诊所里的医疗设备和药品都是别人捐赠的。

    他们履行了政府的部分职能，因为政府无力为公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每个月约有3000名患者在这个简陋的诊所就诊。

    维查斯说，过去，他不相信有人会为没有报酬的项目出力，直到危机爆发。希腊人曾经只关注自己的家庭和财富，现在，他们不再富裕，但比以往更有同情心。

    去年冬天，卡兰扎和西迪亚的组织为雅典市中心的街道更换了200个路灯。很多人来帮忙，每人带来一个灯罩。

    这里一度是瘾君子的地盘。现在，路灯亮了，内政部调派安保人员来维持治安，商店也开张了。

    53岁的迪米特拉曾在国外生活，两个儿子都在英国工作。“我认为，不能因为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就选择离开。”她在希腊参加多种社会活动。她认为，爱国先从爱人民做起，爱人民就相当于爱自己的孩子，要竭尽全力。

    年近四十的苏迪里斯表示，出国很容易，“但一想到未来二三十年希腊将沦为第三世界国家，我就很难受。那意味着，我的孩子们将没有机会选择，是在希腊生活还是在别的地方生活”。

    卡兰扎也曾想过离开。和她共过事的两个时尚设计师，一个到美国发展，另一个在德国。但她战胜了这种诱惑。

    “在希腊，有这么多机会改变，我们不能离开。”

    卡兰扎和西迪亚发起了新项目，计划成立宪法会议“理想国2.0”，鼓励参与变革的人畅所欲言。维查斯已同意加入。

    这些真心希望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