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女性：自由是带刺的玫瑰

    在自由和保守的传统之间，阿富汗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女性，已挣扎了足足10年，并以一连串的自杀进行着无声的呐喊。她们比过去更自由，却难以抑制地陷入绝望。

    为了一段恋情，姐妹俩双双自杀

    法蕾巴·居尔穿上隆重的传统礼服，开车去蓝色清真寺，在那个神圣的地方吞下杀虫药，然后跑到广场上等待死亡降临。

    当数以百计等待访客喂食的白鸽簇拥在脚边时，她的腹部开始绞痛。

    “法蕾巴躺在地上，人们围在她身边。”接到她赴死前最后电话的叔叔费兹·穆罕默德迅速赶到，把侄女送到医院。

    一小时后，21岁的法蕾巴死去，跟她16岁的妹妹娜比拉死在同一天，同一家医院。

    悲剧背后是一段恋情。

    在法蕾巴看来，娜比拉做得太过分：她竟然恋爱了。法蕾巴十分生气，要求她立即结束这种“不雅”行为，两人因此大吵一架。母亲玛尔西亚走进房间，扇了娜比拉一个耳光。沮丧的娜比拉在父亲的柜子里找到杀虫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几小时后，法蕾巴吞下了同样的药。“她感到内疚。”费兹说。

    马扎里沙里夫市警察局长称，这种事只发生在“中部省份或偏远的山村”。女性权利组织也指出，贫穷和缺乏教育是自杀的主要因素。

    但居尔姐妹住在这一带最大最好的房子里，花园里满是盛开的玫瑰。玛尔西亚坐在起居室装饰精美的沙发上，向德国《明镜》周刊讲述着一切。

    “我的大女儿学法律，她想像父亲一样成为律师。”她说，法蕾巴离毕业考试只差一年，娜比拉在学校里表现也很好，“她想当记者”。

    在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里，居尔姐妹的处境几乎无可挑剔。她们看宝莱坞电影，有手机，能上网，可以穿牛仔裤、化妆，虽然戴着头巾，但不必穿罩袍，甚至有足够的自由去上学、工作……她们似乎没有逃离现实世界的理由。

    玛尔西亚站起身，走到橱柜前拿起一张照片，长着雀斑的小女孩扎着辫子，冲着镜头微笑。

    “她那么善良，那么乐于助人。”她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

    女性自杀阴云笼罩阿富汗最自由的城市

    居尔姐妹自杀像黑暗的阴云，笼罩着阿富汗这座最和平、自由的城市。

    这里的居民很少对炸弹袭击带来的死亡感到恐惧，外国援助人员被允许自由行动，游客在街头几乎看不到任何武器，当地女人在集市上试穿鞋子。

    但这些让活着变得更艰难。

    这里的女性在传统与刚刚赢得的自由之间摇摆不定，在家人的期望和自我意识之间左右为难。

    她们被困在一个极度保守的社会中，有足够的自由去发现现代女性西化的生活方式，却无法将其付诸实现；强迫婚姻、家庭暴力和诸多限制仍然存在，似乎比过去更加难以忍受。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何时、如何死去，成为为数不多的自主决定之一。

    理论上，马扎里沙里夫充满希望。但至少，在地区医院的内科，这座城市是个绝望的所在。

    已经是中午了，哈立德·巴沙尔马尔医生还在白大褂下汗流浃背。前一夜通宵工作后，他开始了新一轮轮班。

    “周五是最糟糕的，”他拿出一个笔记本，“光这天就有8起企图自杀的事件发生。”

    “这是一场灾难。自3月底以来，我们遇到了超过200例自杀。”这位内科医生告诉《明镜》周刊。居尔姐妹也曾是他的病人。

    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能证实他的说法。然而，阿富汗被认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女性自杀数量远远多于男性的国家。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每10万名阿富汗女性中，每年有5人选择自杀，真实数字可能更高，尤其是在远离都市的农村。生活在阿富汗的180万女性中，约3100万人患有抑郁症。

    本应被救赎的呐喊，最终也以死亡告终

    在这座城市看内科医生不需要登记。偌大的病房里没有任何医疗设备，只摆着8张病床。

    一个企图自杀的人被带进来，护士把她安置在病床上，面纱下是一张秀丽的面孔，但眼神空洞，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护士用简陋的工具灌进盐水，女孩开始吐出漆黑的液体。

    “安眠药。”巴沙尔马尔说。

    另一张床上躺着前一天晚上刚被抢救过来的罗亚。入院时，家人说瘦小的她24岁了，但巴沙尔马尔觉得她不到18岁。她几乎没有力气说话，却挣扎着指着左臂内侧，有气无力地告诉《明镜》周刊，她给自己静脉注射了老鼠药。

    罗亚小心翼翼地筹划着自己的死亡。她先从医生那里拿到注射器，然后想方设法得到老鼠药。她说自己很绝望，想死。

    这时，罗亚的兄弟跟母亲一起进了病房。“罗亚生活得很快乐，”他说，“没有任何问题。”

    楼下的急诊室里躺着扎尔格哈那，罗亚28岁的亲戚，她吞下的安眠药和杀虫剂正在体内肆虐。旁边正在接受抢救的女子赤身裸体，满身伤痕，另一个还是孩子，流着血陷入昏迷。

    “没有人听我的！”扎尔格哈那尖叫了一整晚。现在，她颤抖着双手掀起床单和长袍边缘，露出脖子和肩膀上伤痕累累的皮肤。

    她自杀了两次，第一次在浴室里，把发电机里的汽油浇到身上，点燃一根火柴。然而她想到了孩子，肉体的痛苦变得分外强烈，她伸手拉过晾衣绳上的一条毯子，设法扑灭了火焰，但后背的伤口已经深可见骨。

    6个月前，她在喀布尔接受了皮肤移植手术，富有的公务员父亲付了账单。

    “许多人并不是真的想死。”巴沙尔马尔医生说，“她们在寻找出路。”但很多时候，这本应被救赎的呐喊，最终也以死亡告终。

    阿富汗女性权利的进步可能被逆转

    离开医院，扎尔格哈那回到家。她无法从疼痛的折磨中恢复过来，毒药已严重损坏了她的胃和肾脏。

    扎尔格哈那识字，会讲一点儿英语。多年来，她在当地一个人权组织工作，先是作为志愿者为农村女性讲课，向她们解释女性的权利，后来成了拿薪水的正式员工。这钱被拿来养家，比丈夫挣得还要多。“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人。”扎尔格哈那说着，哭了起来。

    这只是真实故事中光鲜亮丽的那一半。

    13岁时，扎尔格哈那被父亲许配给她同父异母的兄弟。据人权组织估计，60%至80%的阿富汗女性被迫结婚，15%的新娘年龄不超过16岁。

    两年前，扎尔格哈那的丈夫不知去向，留下她和7个孩子。她想离婚，父亲不准。

    说着，她开始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两岁的小女儿吓得蹲在角落里。

    自由是朵带刺的玫瑰，仿佛触手可及，却扎得她遍体鳞伤。被损坏的身体拖着她，在自我毁灭和抑郁的漩涡中越陷越深，幸福早已成为奢望。

    谈话被突然出现的几个人打断。他们要求《明镜》周刊的记者离开，说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

    保守的传统掌控一切，但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女性已经意识到，有另一种可能存在。这是摧毁她们生存意志的最深层矛盾。

    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阿富汗女性的生存状况开始缓慢改善，在法律上实现了男女平等。但如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种进步可能被逆转。

    过去一年中，因“道德犯罪”被逮捕的女性数量猛增。今年5月，喀布尔议会没有通过禁止对女性使用暴力的法案。相反，代表们正在考虑一项修正案，禁止亲属作为证人出庭，从而使家庭暴力行为难以受到惩罚。女性在省级议会中的名额也从25%减少到20%。

    塔利班正在恢复部分军事和政治力量。人权专家担心，西方国家和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会为达成妥协而牺牲女性权利。

    玛尔西亚站在玫瑰盛开的花园里，这是她发现娜比拉自杀的地方。最后的时刻，年轻的女孩痛苦地尖叫，父母坐在病床旁握着她的手哭泣。

    娜比拉的遗体被装在棺木中带回家，家人围在一旁哀悼、祈祷。不久，法蕾巴穿上罩袍离开。

    直到晚上，法蕾巴都没有回家。焦急的母亲打电话给亲戚，得知“法蕾巴住院了，她没事”。

    玛尔西亚在娜比拉的遗体旁过了一夜，一边哭一边亲吻棺木，第二天一早就赶到医院，却被告知法蕾巴“已经回家”。

    家中，迎接她的，是并排摆放的两具棺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