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大国游戏”

    从西太平洋地区来看，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地区格局，如何和平融入到地区权力结构之中是中国外交的首要难题。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还需要更谨慎和细致，需要更大的耐心进行经营，摒除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

    日前，中国外长王毅在泰国参加中国—东盟高层论坛，并对马来西亚、老挝、越南进行正式访问。履新之后，王毅二度访问东南亚7个国家。与此同时，日本宣布，首相安倍晋三将在10月对东南亚展开第四波的访问。上任之后，安倍已经在东南亚走了个遍。当人们聚焦于中美在太平洋是否相容时，中日之间在东南亚的对弈已经开始。

    中国在东南亚进行的外交争夺战，与东南亚一贯的大国平衡术非常契合。随着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化”，一度被认为是东亚“巴尔干半岛”的东南亚，在过去几十年中扮演了东亚一体化发动机的角色。加上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东南亚就成为大国外交的博弈场。所以，东南亚是中日美三角关系的风向标，尤其是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地区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外交资源。

    日本安倍内阁上任之后，首相、副首相、外交大臣竞相出访东南亚，地缘政治与经济拓展同时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以“赔偿外交”等形式在美国的默许与保护下，重新进入东南亚市场，获取原材料，并为其商品拓展市场。在东亚经济起飞阶段，日本是“雁阵模式”的领头雁。上世纪九十年代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在东南亚的领导地位被削弱，与之相伴的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到2010年，中国在GDP意义上已经超越日本，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东盟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也在2010年开始运转，中日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有“易位”的态势。

    然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优势地位也在2010年遇到挫折。当时，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日本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的理想遭到美国的阻击，以中日撞船事件为转折，中日关系进入新一轮的博弈之中。

    南海问题带来的地缘政治议题，成为大国在东南亚博弈的焦点，美国不断鼓吹“航行自由”以及多边来解决争端；日本则不断向菲律宾等国提供海上巡逻装备，试图建立一个应对中国海军挑战的联盟。南海是中国进出大洋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命门”，南海问题可以视为中国崛起的一个风向标。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这一“宣言”并没有约束与惩罚机制。南海领海与岛礁之争持续发酵，在2012年和2013年，中国与菲律宾的黄岩岛和仁爱礁的对峙，成为南海问题的缩影。菲律宾将南海的争端提交到国际仲裁法院，而在5月份美国与东盟第26次副外长年度对话后的联合声明，将在《联合国海洋法》等国际法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东盟将与中国就“南海行为准则”进行谈判等。东盟“抱团”应对南海问题的趋势，中国坚持“双边谈判”解决争端的原则或将受到挑战。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坚持双边谈判解决争端，从而避开东盟的压力，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需要更多的外交资源投入，与东盟轮值主席国有密切关系。如2012年对华友好的柬埔寨是东盟轮值主席国，2013年的主席国是文莱，中国新政府执政之后便邀请文莱苏丹访华，王毅外长首访名单中也有文莱。将争端解决置于一个制度化的平台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已经同意就“南海行为准则”进行谈判，为南海地区“立宪”，将法律的精神注入南海地区。

    从西太平洋地区来看，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地区格局，如何和平融入到地区权力结构之中是中国外交的首要难题。主管亚洲外交出身的王毅外长表示，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之一。而日本首相一年之内四度访问东南亚，也看出日本正在改变“消极”的态度，以更加积极姿态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额数量巨大，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是中国对东南亚投资额的6倍，日本依然深深内嵌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关系之中。相形之下，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还需要更谨慎和细致，需要更大的耐心进行经营，摒除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

    外交需要润物无声的渗透，需要时间与资源的投入，在东南亚地区，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经营”。中国与东南亚虽然是邻居，但是在冷战期间，“铁幕”割裂了邻居关系，中国快速的发展则引起了东南亚的不适应，南海问题的发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不适应的表现。

    如同巴尔干半岛一样，东南亚是大国竞逐的对象，也是地区政治乃至世界政治的焦点。东南亚在地缘上如同中国的“下腹部”，既需要军事提供的防护罩，也需要法律与经济的畅通“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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