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府对示威者“秋后算账”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加济公园中，对政府的抗议仍然在继续。但是，6月初人山人海的景象已经不见了，一些人因为筋疲力尽而离去，更多的人是出于恐惧而退出。

    在民众还没意识到的时候，清洗已悄悄开始了。抗议者受到调查和恐吓，参与示威的公务员则被调动到偏远的穷困地区；教育部要求学校上报参与示威的教师名单；活跃在示威一线的记者不是失业，就是被冷藏。

    反对过埃尔多安的人，面临着政府的“秋后算账”。

    发配边疆或者丢饭碗

    5个星期前，塔伊丰·卡赫拉曼曾经代表抗议群众，面见了总理埃尔多安。当时他兴奋地认为，抗议即将取得成功。如今，他坐在土耳其东部城市加济安泰普的一家宾馆中，心烦意乱。这里远离伊斯坦布尔1150公里，距离叙利亚边境仅100公里。

    卡赫拉曼是土耳其文化部的公务员，人生头32年都是在伊斯坦布尔度过的，热爱那里的一草一木。正因如此，5月31日，他发起了保护加济公园的抗议示威活动。示威很快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主题也由最初的保护环境，变味成对抗政府。

    “在伊斯坦布尔，我的朋友们在狭窄的街道上被催泪瓦斯驱赶，很多人被逮捕，而我却困在这里。”他对德国《明镜》杂志说。如果拒绝职位调动，他将失去这份工作。

    卡赫拉曼坚信，突然而至的调动，是对他与政府对着干的惩罚。但政府给出的解释是西南地区的文化部门亟需人手。

    对卡赫拉曼来说，离开伊斯坦布尔虽然心有不甘，却让他逃离了漩涡中心。在伊斯坦布尔时，他不时受到恐吓。他向《明镜》记者展示了一条推特信息，上面写着“我想要看到你在塔克西姆广场被绞死”。自从抗议开始，他就不敢再回家，不是借宿在朋友家里，就是在办公室熬过漫漫长夜。

    卡赫拉曼的遭遇是很多抗议者的缩影。抗议活动还未结束，土耳其政府已经开始收网了。

    “埃尔多安正在对他的批评者展开报复，”反对派领袖埃瑟·戴尼索戈鲁说，“他对挡住他道路的人从不容忍。”

    根据土耳其人权组织的统计，警察至少逮捕了3000人，其中甚至包括儿童。尽管一些人已获释放，不过没人知道还有多少人收押在监。

    罪名莫须有

    被捕者多数来自反对党，或者是塔克西姆联盟的活跃份子。但也有和平示威者莫名其妙地被抓，他们的罪名是非法示威或者损害公共财物，一些人根本没经过审判。

    身陷囹圄的乌木·阿克居尔就对被捕原因一头雾水。他是普通的商科学生，从西北部的埃斯基谢希尔来到伊斯坦布尔探望父母。7月6日，他们一家人加入了和平示威。当警察开始用高压水枪驱赶人群时，阿克居尔躲进一家咖啡店，在那里被警察逮捕了。

    阿克居尔的父母在警察总部门外等了一夜，仍然没有看到儿子出来。第二天他被转移进监狱，和杀人犯、强奸犯关在一起，此后只见过父母一面。阿克居尔哭着向父母诉说那些犯人对他的殴打和虐待。

    阿克居尔的母亲哭着告诉《明镜》记者，儿子从来不是活跃的政治分子。“在这个国家，没有人是安全的。”夫妻俩雇了律师，希望救出儿子，但至今也不知道阿克居尔是因什么罪名被关押，以及何时进行审判。律师称，最坏的情况是以组织恐怖活动的罪名被起诉，如果罪名成立，阿克居尔将面临终生监禁。

    2005年，土耳其政府扩大了反恐法案适用范围。多名记者、律师和库尔德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以此罪名收押。

    记者：失业，殴打，逮捕

    加济公园的抗议开始后，已有接近8000人受伤，其中包括111名摄影师和记者。

    多年来，土耳其的记者一直受到压制。英国《卫报》称，土耳其关押的记者数量堪称世界第一。直到加济公园抗议事件开始后，公众才意识到，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多么有限。多数媒体都站在了埃尔多安一边，而那些敢于报道抗议示威的记者在政府眼中都是激进分子，很快受到解雇。

    当土耳其记者亚维兹·贝达尔对着《纽约时报》批评“土耳其媒体联盟颠覆了新闻自由的可耻行为”，心中已经知道，自己在土耳其的记者生涯进入倒计时了。

    6月14日，加济公园发生了警察暴力驱赶示威者的情况。次日，他所在的报纸头版报道题为《加济，早安》，文中赞扬了警察的行动。贝达尔心中气愤难平，他通过引用读者的反馈批评了这篇文章，但他的文章受到审查，没有被刊登。第二天，他就接到了“被休假”通知。

    休假期间，贝达尔为《纽约时报》撰写了文章。7月19日文章见报后，他在3天内就被开除了。

    有相似经历的记者还有几十人，他们因言获罪，36人被迫辞职，14人强制休假，20人被解雇，还有人直接被逮捕。更多记者在搜集新闻时受到警察袭击，深受皮肉之苦。

    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在7月22日发表报告，称有64名记者在加济公园抗议期间被收监，他们多数以“恐怖组织成员”的身份被起诉。

    穆罕默德·卡马斯是土耳其一家通讯社的摄影记者，他从抗议开始时就着手记录，过程中多次经历殴打，照片被删除，甚至相机也被抢走和踩碎。有一次，他在塔克西姆广场拍照，警察举着催泪瓦斯和橡胶大棒冲入人群。站在路边的卡马斯身边并没有示威者，警察向他冲来时，他立刻举起双手，但还是被警察挥舞着的大棒击中了面部。卡马斯什么也看不到了，只感到血从左眼流下。同事将他送进医院缝了针，修养3天后，他逐渐恢复了视力。

    不止当地的新闻从业人员，外国记者在土耳其同样受到了威胁。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一位摄影师被打伤，一位意大利记者被驱逐出境，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扎曼说，她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未受过如此暴力的对待。

    “拐点”没有到来

    贝达尔在文章中解释了土耳其媒体“对政府百依百顺”的原因——很多媒体集团在银行业或建筑业拥有资产，为了换取政府订单，这些媒体不仅自我审查，有时还主动担当政府喉舌。

    6月1日，当全世界的主要媒体都聚焦伊斯坦布尔街头的骚乱，土耳其最有影响的3家电视台，都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当天的对抗。其中一家播放的是关于企鹅的纪录片。

    曾经有人希望，这场骚乱会成为新闻自由的拐点。6月3日，土耳其总统亲自批准媒体进行自由和公正的报道，而国家电视台总编辑因没有完成传播信息的职能，向公众郑重道了歉。

    然而没过多久，土耳其媒体人关于新闻自由的梦就破碎了。

    中东新闻网站Al-Monitor称，整个6月间，土耳其媒体上很少出现关于加济公园示威的报道，即使偶尔出现，也是一笔带过。

    行业组织“记者自由委员会”在解散前的最后一篇声明中称，“加济公园的示威再次证明，媒体的所有者和政府是如何向媒体从业人员施压，使后者无法报道新闻的”。

    埃尔多安甚至不能接受外国媒体对他的指责。他在7月26日表示，将把英国报界老牌《泰晤士报》告上法庭，因后者曾刊登一封有30位社会名流署名的公开信，指责土耳其政府面对反政府示威时行为失当。

    保守派记者伊吉特·布鲁特选择站在政府一边。他撰文批评英国和德国是民众抗议的幕后推手，其目的在于削弱土耳其。这个见解得到了埃尔多安的肯定。如今，布鲁特已成为埃尔多安亲自任命的总理的顾问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