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恩斯：文坛异类的短暂辉煌

    历史上，因一两部著作声名鹊起，又如流星般消逝的作家不胜枚举。本文主角之所以被后人铭记，非但是由于文学成就，他不加掩饰的同性恋倾向也是重要原因。

    战争往往能催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在二战后的美国，作家们争论的话题之一，就是哪部小说堪称《永别了，武器》和《西线无战事》等名篇的继任者。1946年4月23日晚，时年29岁的约翰·霍恩·伯恩斯，在康涅狄格州卢米斯私立中学的宿舍完成《画廊》时，他恐怕想不到这部作品会掀起多大的波澜——包括让他自己成为同性恋群体的文坛代言人。

    因“非典型”战争小说成名

    军人出身的伯恩斯当时在卢米斯中学教语文，《画廊》是他的第9部作品。尽管笔耕不辍，他写的东西一直无法出版，被经纪人称为“糟粕”，“充满了虚无主义与自恋情结”。

    《画廊》严格来讲并非战争小说，书中呈现的是9幅美国大兵、两幅意大利女人以及8幅“舞会”的“画像”，场景从北非到意大利再到其他地方。书名来自翁贝托一世长廊，位于那不勒斯的后者象征着这座城市不灭的活力，也赋予书中人物“形散神不散”的特质。伯恩斯写道：“（那不勒斯）不可名状，不附庸风雅，就文化氛围而言，没什么能出其右。”

    与多数美国大兵不同，伯恩斯从未经历炮火洗礼——由于精通意大利语，他在战时的主要任务是为军情部门审查意大利俘虏的信件，实际操作过的惟一“武器”是美工刀。然而，无论在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还是那不勒斯，战争带给他的只有痛苦与伤害。

    伯恩斯笔下的美国大兵，无一例外是“粗俗、偏执、易受利用、口齿不清的乡巴佬和掠夺者”。他们用口香糖或香烟赢得意大利妇女的青睐，把那不勒斯变成了巨大的妓院；他们在黑市上兜售军需物资，向饥饿的意大利人抛洒食物；军官们总是动物似地围在情妇身边……伯恩斯从亲历中得出结论称，那不勒斯的妓女远比红十字会志愿者和蔼可亲。

    《画廊》中最著名的画像是“妈妈”——一家酒吧的老板娘。除了礼拜天，每天从凌晨4:30至晚上7:30，有同性恋倾向的男子们三五成群地来她的酒吧作乐。《画廊》里的同性恋者把孤独与骄傲、粗鲁与敏感、女人味与男子气集于一身，取代了当时充斥美国文坛的异性恋与犯罪。更重要的是，主人公都是军人，彼此间的感情在官方层面不被允许。

    被同性恋者奉为文坛代言人

    也许是因为颠覆传统、也许是因为缺少英雄形象，也许是因为作者默默无闻，《画廊》起初销路惨淡。多亏慧眼识珠的哈珀兄弟出版公司买下了它及伯恩斯未来两本书的版权，通过卓有成效的营销令其声势鹊起。“凡是看过手稿的人，都把伯恩斯视作希望之星，”《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自负的伯恩斯则放言：“《画廊》至少可与《战争与和平》相媲美。”

    《画廊》走红后，哈珀兄弟公司为伯恩斯安排了一场派对，各方对《画廊》好评如潮。著有小说《三个士兵》（以一战为主题的优秀作品）的多斯·帕索斯，称赞《画廊》为二战后出现的第一部“真正重量级”著作，“其对细节和人性广度的现实描写，以及对激情的理解是不错的滋补。也许……我们有望在世界上恢复我们的气概和使命感。”欧内斯特·海明威表示：“最近我看了不少好书，新出版的《画廊》尤其棒。”与此同时，在书中找到自己身影的年轻军人们既倍受鼓舞又有点害怕。读完《画廊》，许多退伍士兵称自己“不能自已”。

    伯恩斯也赢得了同辈的好评。“他听到了同样的声音，闻到了相同的气味。”作家威廉·韦弗写道。军方高层则对伯恩斯描写的军人同性恋问题保持沉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1947年前后，美国公众对战争和军人并无太多好感；整个国家有1600万人参加二战，士兵们的形象为民众熟悉、过于无处不在，因此无法被奉若神明。此后，又经过几十年的修饰，“最伟大的一代”才逐渐被神化，二战期间美国大兵的形象终于变得无懈可击。

    不知是否是出于不屑，书中无处不在的同性恋元素，当时几乎完全被主流媒体忽略。只有《时代》杂志大胆赞扬“书中在同性恋聚会场所度过的那个夜晚”属于“一流描写”，其他媒体则鲜有提及。不过，媒体的选择性失明，也令伯恩斯摆脱了戈尔·维达尔面对的非议，维达尔在第二年出版了更直白的同性恋小说《城市与栋梁》，遭保守人士口诛笔伐。

    虽然很难用文件证明，在同性恋读者的小圈子里，《画廊》被视为里程碑。在同性恋者聚集之地，相关讨论总是热火朝天。1949年出版的《同性恋女孩的指南》称“妈妈”一章“非常出彩”。戈尔·维达尔也认为，“妈妈”是所有同性恋文学中最辉煌的段落之一。

    拜《画廊》所赐，伯恩斯不仅成了公共知识分子，还被《哈泼斯杂志》赞为“性感文人”。更有评论家断言，伯恩斯是新派战争作家的象征，比一战时期的同行更机智、更坚韧，而且“对真相有着凶猛的洞察力，任何人都无法相提并论。”《时尚芭莎》杂志将伯恩斯评为“当代青年才俊”之一。《星期六文学评论》则把他选为1947年度最佳战争小说家。

    我行我素，终遭同行鄙弃

    “《画廊》成为畅销书，伯恩斯倍受赞誉。”1947年10月31日，《卢米斯日志》贴出这样的大标题。这份校报吹嘘说，伯恩斯更喜欢康涅狄格的生活和气候，婉拒了好莱坞的恳求。

    事实上，在校任教期间繁重的琐事，阻碍了伯恩斯信马由缰。他渴望逃脱束缚，若非工作难找，必定不会留在课堂上。同事们私下称伯恩斯为“最危险的男性教师”，这不仅是因为他频频对一些男生“施展魅力”，也是由于他在教案中添加了许多“越轨”的内容。

    我行我素的伯恩斯形容自己是“天生的势利小人”、“金发碧眼的帅哥”。从1947年7月开始，他找到了新的宣泄渠道：抨击自己的工作，并将新著命名为《拿着书的撒旦》。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卢米斯中学待伯恩斯不薄。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许多一流私立中学拒绝雇用爱尔兰天主教徒，伯恩斯这样的哈佛优等生也不例外。卢米斯的校长巴彻尔德接纳了他。然而，伯恩斯不仅不感激，学校还成了他戏谑的对象。成名后，他对校方的管理规定更加不敬，甚至毫无顾忌地邀请同性朋友留宿，凌晨时分再送对方蹑手蹑脚地离开。

    除了狄更斯和简·奥斯汀，几乎其他全部作家都难入伯恩斯的法眼。他对待詹姆斯·米切纳尤其恶毒，原因之一是，后者的《南太平洋故事》击败《画廊》获得了1948年普利策小说奖。作家欧文·斯通把伯恩斯的尖刻言辞称为“过去20年间美国文学界最不齿的事情”。在1949年4月面世的《拿着书的撒旦》中，他将枪口直接对准了学校的同事，“中枪”最多的是校长巴彻尔德。就个人而言，这让他的骄狂暴露无遗，就事业来说，这是自毁前程。

    纵使伯恩斯“如此杰出、有前途而无法被忽略”，书评界对《拿着书的撒旦》也不再有好脸色；换言之，伯恩斯自尝苦果。詹姆斯·米切纳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记忆中，从未经历过他们对一部作品近乎全盘否定。”《纽约时报》的奥维尔·普雷斯科特称《拿着书的撒旦》“差劲、劣质、腐臭”，表示无法理解两本天上地下的书怎会出自同一作者。

    晚景落寞，死因至今是谜

    面对汹汹舆论，伯恩斯仍旧摆出一副大大咧咧的嘴脸。“我写意大利的事情驾轻就熟，一旦言归正传，我会拿镜子照出更多丑陋，”他曾给读者回信称。1950年，他重返意大利，定居佛罗伦萨，可是在写作方面没有任何起色。他的第三部小说《孩子的哭泣》遭到的抨击比《拿着书的撒旦》还要无情，第四部小说《陌生人的幌子》则从未正式发行过。

    尽管日益穷困潦倒，夜复一夜，伯恩斯沉迷于杯中物。当地人都知道，他习惯坐在酒吧一角，既方便向调酒师点干邑和苏打水，又能纵览酒吧全景。

    1953年8月，在利沃诺南部与意大利“男友”出海时，伯恩斯突发癫痫，5天后宣告不治，年仅36岁，官方给出的死亡原因系脑出血。在他曾涉足的波士顿、剑桥、康涅狄格州、纽约、伦敦、佛罗伦萨和罗马，人们惊愕之余，很快将话题转向“究竟发生了什么”。尸检报告如此粗略，伯恩斯的人生如此跌宕，死亡地点如此浪漫……一切只会助长猜疑。

    外界普遍相信，伯恩斯之死与酒精中毒有关。还有人进一步猜测，他饮酒过量是故意的，由于对现状感到沮丧，他成心把自己弄成昏迷，在阳光下暴晒太久，终至魂断异乡。更大胆的说法是，伯恩斯因与“佛罗伦萨男孩”的同性恋情破裂而伤心欲绝，选择了轻生。

    伯恩斯的弟弟汤姆对这种解释半信半疑，聘请在罗马的美国律师调查死因，未发现疑点。此后，一家杂志报道伯恩斯自杀时，汤姆要求撤刊，该杂志照办了。实际上，近60年后，已是成功律师的汤姆并未彻底摆脱对哥哥可能是自杀的猜忌。“别忘了，他的最后一本书彻底失败，我不知道他当时的财政状况如何……他极其自负，认为自己不配活下去，无论作为作家还是男人……我也不知他是否满意自己的性取向，我想，他很可能不满意。”

    这名让同性恋群体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作家去世后，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的海明威也表达了惋惜之情。“有这样一个人，他写过一本好书，接着是一本关于私立中学的烂书，然后，他就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弹。”海明威做出表示悲伤的手势，“该怎么解释这种事情呢？”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