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二代”建古拉格博物馆

    在莫斯科，有一家由政府资助建立的“古拉格博物馆”。其创始人安东·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是囚犯、异见人士和历史学家——或者说，他的命运是国家命运的缩影，而他起伏跌宕的人生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7月11日晚，地处莫斯科闹市区的“古拉格国家历史博物馆”（Stat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in Moscow）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追思会——其创始人安东·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因脑溢血去世，享年93岁。

    斑驳的立柱、带刺的铁丝网、未经粉饰的砖墙、黑白照片上逝者的面容……博物馆门前的陈设，无声地诉说着奥夫谢延科试图呈现的一段历史。“直至生命最后，他仍在操劳，每周要在博物馆上花两整天时间，并帮助制定扩展博物馆的计划。”现任馆长罗曼诺夫对美国《纽约时报》说。

    父亲曾指挥攻占冬宫

    据档案记载，1920年2月23日出生于莫斯科的安东·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为和其父亲相区别，以下简称安东），曾是典型的苏联“红二代”。

    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1883～1939）出身沙俄军队，后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和十月革命的组织者之一，为苏联的建立多有贡献。

    1917年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谋划夺取政权。俄历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发出攻打冬宫的信号，奥夫谢延科正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奉列宁之命查封冬宫内的临时政府；正面强攻的同时，他亲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精锐通过秘道潜入宫内，一举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

    关于奥夫谢延科的履历，《赫鲁晓夫回忆录》一书中有较为细致的记录：“1903年成为党员，1917年10月圣彼得堡武装起义最积极的参加者。后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成员，乌克兰战役的领导者。1922年起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局主任，1924～1934年从事外交工作，1934年起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长，1936年起任苏联驻西班牙共和国总领事。在大清洗中遇害。”

    俄新社报道称，奥夫谢延科与斯大林不睦，与后者的宿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1937年8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和斯大林谈论了有关西班牙的事务。此后仅半年，他即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反党集团和恐怖间谍组织成员”而遭处决。

    俄罗斯学者爱德华·拉津斯基所著《斯大林秘闻》，记述了奥氏之死的前因后果：“斯大林……曾把反对派分子派往国外，使他们脱离政治斗争。现在他想让他们回来了。当然，他不能不摧毁与这些外交官和与共产国际关系极为密切的情报机关。情报机关是在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统治共产国际及亚戈达统治内务人民委员部时期组建的。……（斯大林）怎么能够信赖他们呢？”

    “……曾与奥夫谢延科同监的人回忆：‘安东诺夫被带去刑场时，他已经明白了。他与我们告别，脱下西装上衣和皮鞋送给了我们，然后衣冠不整地挨枪子儿去了。’21年前，这位意气风发的军官歪戴着颓废派的帽子，留着披肩长发，在冬宫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现在，他光着脚被押去枪决。”

    父亲遇害时，安东18岁，母亲罗扎莉亚之前就已过世——1929年，托洛茨基被迫离开苏联，她随即被控“反革命”，遭到逮捕并被判处监禁。7年后的1936年，罗扎莉亚在劳改营自尽。俄新社在报道中指出，1936年至1939年的“大清洗”期间，至少有70万人被判死刑，数百万人遭流放或被关进监狱。

    揭露斯大林时代内幕

    因拒绝谴责父亲为“人民公敌”，安东在1940年、1941年和1943年三次被捕，前后在监狱和古拉格集中营中被关押13年。他的“所在地”包括莫斯科的布特尔卡监狱（Butyrka），巧合的是，小说《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也曾是那里的“房客”。其他大部分时间，安东在北极圈附近的沃尔库塔(Vorkuta)集中营接受“劳动改造”，一度因营养不良而挣扎于死亡线上。

    2011年接受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的“世界”栏目采访时，安东回忆，狱吏拿枪指着他，让他通过监狱的广播阅读斯大林的演讲稿。“我被迫诵读我的敌人的言论，而我是国家的敌人。”

    据安东回忆，在古拉格，犯罪团伙十分常见，这类人对他比对其他犯人要好，因为安东会讲故事和背诵诗歌。“所以，我总是享受着这种特殊身份。不过，盗贼毕竟是盗贼。尽管他们喜欢听我讲故事，照样会偷我的东西。”

    随着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安东之父获得平反，他也在当年重获自由。

    囚徒生活令安东的双眼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需他人帮助才能阅读和写作。他克服残障，开始收集有关“大清洗”和集中营的资料。由于家族背景以及朋友的帮助，他最终获准查阅当年连历史学家都不能获得的文件和记录。父亲“老布尔什维克”的身份，也使得他能接触一些当年受迫害的当事人。

    这使得安东成为有关斯大林主义的专家。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在斯大林死后的“解冻时期”以假名发表的。该书实际上是老奥夫谢延科的传记。

    在学术圈内，安东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要数《斯大林时代》，该书完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光批评了已故的斯大林，还批评为斯大林辩护者。他写道，“我努力寻求真相。这本书中没有捏造……因为真相本身足以让人不寒而栗。”由于题材过于敏感，该书在苏联时期根本无法出版，只是在异见者中私下传阅。

    后来，该书被美国学者斯蒂芬·科恩（现为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秘密带出莫斯科。1981年，它的英文版在美国面世。

    此事也令安东本人成为克里姆林宫眼中的“麻烦制造者”。《斯大林时代》被公诸于世后，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下令搜查安东在莫斯科的公寓，并在呈给苏共中央的秘密报告中，谴责他的行动“非法和反苏联”。

    唤醒群体记忆的努力

    不过，相比著书立说，真正让安东为外界熟悉的，仍然是他唤醒群体记忆的努力。1991年后，随着苏联时代的各种政治禁区烟消云散，在他极力呼吁下，莫斯科市政府同意把位于市中心商业区一栋大楼中的两层拿出来，纪念那段黑暗的岁月。这就是于2001年建成的“古拉格国家历史博物馆”的缘起。

    现任馆长罗曼诺夫告诉“美国之音”：“博物馆拖到2004年才正式对外开放。当时只是公寓住宅中的几个房间。五六年前，它开始扩大，出现了新的展厅，以及储藏档案的大厅。目前，博物馆在迅速发展……莫斯科市政府指定我们作为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活动的协调和组织机构。”除了展出各种同古拉格集中营有关的实物、资料、描述监狱生活的艺术作品，这家位于莫斯科彼得罗夫卡大街16号的博物馆，还经常举办各种有关斯大林时期的展览和讨论会。

    公众对那段一度被遮蔽的历史兴趣浓厚。博物馆每天都接待大批参观者，有中小学生，有来自俄罗斯各地的民众，更有不少外国游客。

    随着安东年事渐高，罗曼诺夫于2011年接任馆长一职。他表示，一年半或两年后，博物馆将搬迁到新的地点。“在莫斯科的中央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栋独立的大楼，那里具备组建国际水平博物馆的所有条件，可以设立学术研究、出版、历史档案，固定和流动展览等各种部门。而且，这栋大楼周围还有广场可用于停车，举办纪念活动等。莫斯科市政府已决定把这栋建筑转交给我们。”

    他的遗产将长久存在

    俄新社7月11日报道，直到晚年，安东仍旧对斯大林时代的种种记忆犹新。美国《华盛顿邮报》称，安东勇于诉说真相，让他成为苏联时代的异数。安东还担任过“政治清洗受害人联盟”莫斯科分支的负责人。用斯蒂芬·科恩的说法，安东要“揭穿斯大林、他的属下以及他的后代”——在苏联时代，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有足够的勇气和资源来撰写真正的历史，即“未经审查的历史”。

    “他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半失明，瘦长、结实、严阵以待。我俩是同龄人，他向我发出挑战——做引体向上。我只做了一个，他做了82个。”

    据这位曾和安东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美国学者描述，安东非常大胆，经常给克格勃特工打电话，威胁要在著作中谴责他们，“他严阵以待，无所畏惧。”正如他在《斯大林时代》的序言中所写，“每位诚实的人，都有责任撰写有关斯大林的真相。”安东本人身体力行地履行这种责任，至死方休。

    科恩为以批评俄罗斯政府著称的俄罗斯《新报》撰文称，安东的人际关系比较紧张，这一点类似索尔仁尼琴。古拉格博物馆收到的捐赠比较少，建设这座纪念设施时，安东不乐意与同道中人合作，也是资金匮乏的原因之一。

    值得玩味的是，到晚年，安东的顽强逐渐转化为偏执和狂热。他和其他学者争吵不休，同别的异见人士亦时有摩擦。另一方面，多部著作在国外热销，让他相对富足，也让他相对独立。在科恩看来，安东的不妥协，导致他与不少朋友疏远，甚至与家庭成员关系紧张。究其根源，仍然要归于他对真相矢志不渝的追求。

    2005年，安东告诉美国自由电台，“可悲的是，现在又有一波崇拜斯大林的潮流，新的斯大林化开始露头。”2010年，他又公开声称，俄罗斯早应该将列宁墓以及斯大林墓从莫斯科红场移走。今年2月，根据“列瓦达中心”的调查，几乎有一半俄罗斯人觉得斯大林在该国历史上起到“积极作用”或“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安东眼中，这名“钢铁领袖”永远是罪人。

    “要想从当年的堕落和退化中恢复过来，需要超过一代人的努力……”这是安东·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去世前留下的言论之一。但与此同时，他保持着一份对未来的谨慎乐观。逝者或许很快会被公众遗忘，而在科恩看来，作为安东最宝贵的遗产，古拉格博物馆则很有希望能够长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