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不再沉默

    去年秋天，15岁的巴基斯坦女孩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因写微博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而遭枪击。侥幸活下来后，头上有两个弹孔的她，把自己的信念带到了联合国，为鼓励全世界女孩反对暴力和压迫做出努力。

    在世界的另一些角落，由于流产、家庭暴力、难产等，许多年轻女性正悄悄逝去。德国《明镜》周刊援引专家观点称，当今世界女性人口比男性少6000万到1亿。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在马拉拉枪击案后写道：“一个马拉拉暂时安静了，但千千万万个马拉拉正在站起来，不再沉默。”

    印度女孩不再沉默

    对于印度女孩迪亚，反抗始于今年7月，她最终下定决心，坐在派出所的那天。

    这个13岁的害羞女孩努力措词很久，才讲出那件难以启齿之事：“他对我做了坏事。”她选择不再沉默，尽管那人威胁他，如果说出来，就会杀了她的兄弟。

    今年4月，父亲让迪亚去离家不远的水龙头那儿打些水回来，她走得匆匆忙忙，想赶回家看最喜欢的电视剧，却在半路被一双大手抓住，拖进了村口一处空房子里……

    迪亚来自贫穷的达利特家庭，在印度种姓制度里是最低级的“贱民”。夺走她童贞的男人虽然是个没有工作、没有妻子的酒鬼，但出身于相对高级的种姓。在他的意识里，强奸像迪亚这样的女孩不需要负什么责任。这种事过去常常发生，但这次他错了——过去半年来，印度发生多起强奸案，大部分女孩主动站出来控告凶犯。

    如果不是那件事，迪亚明年就该嫁人，但如今没人愿意娶她了。然而，这个单纯的女孩不仅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还加入了勒克瑙的“红色军团”，跟随25岁的“老大姐”重回课堂，练习防身术，与姐妹们讨论如何在色狼校长手下保全自己。这个成立两年的女性组织，让印度女孩跨越种姓差别，紧紧团结起来。

    迪亚只想学习如何杀死一个男人，而父亲相信这是保护女儿的最好方式。一身红衫的她说，红色是代表危险和战斗的颜色。

    写博客的巴西女孩

    穿T恤、牛仔裤和红色球鞋14岁巴西女孩伊莎多拉，与日益全球化的同龄人一样，成长于网络时代，对世界大事了如指掌，也在比较中对巴西社会越来越不满。去年夏天，她开始写博客“学校日记”。

    用手机和博客，伊莎多拉记录下了自己所上公立学校中的破败景象：倒塌的建筑物，破烂不堪的女浴室门，挂在天花板上掉了翅的风扇，教室墙上漏风的窗户，倒在地上锈迹斑驳的运动设施，还有数学课上学生跳来跳去不务正业的场景，以及被学生打斗气得抓狂甚至哭泣的老师。

    开博3个星期后，“学校日记”吸引了3000多名读者，如今，这一数字猛增至60万。人们意识到，这个女孩用自己的方式反映了巴西公共教育系统的缩影，英国《金融时报》甚至将她评选为巴西最有影响力的25个人之一。

    恨她的人与爱她的人一样多。被曝光的坏学生威胁伊莎多拉，一位老师向她提起诽谤诉讼；有人曾经往伊莎多拉家里扔石块，砸伤了奶奶的额头；今年2月，有人甚至在她的脸谱主页中匿名留下死亡威胁，让她“出门的时候最好睁大眼睛”。

    南非女孩的从农场到教室之路

    反抗男性主导政府的Lindiwe Mazibuko是瓦伦蒂尼的偶像，她从报纸上小心翼翼地剪下她的照片，放在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旁边，并列成两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个穿棕黄相间校服的17岁南非女孩，家住苹果种植园里，父母都在那里工作，农场属于一个富有的白人农场主。

    清晨往巴士站走时，年轻的女孩有时会看着采摘苹果的临时女工想，我不想像她们这样活着。不想像她们一样白天为老板埋头苦干，晚上被醉醺醺的丈夫强暴，不想像她们一样除了农场对外面的天地一无所知，不想像她们一样只懂埋怨命运不公。

    农场就像个陷阱，她说，但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幸运的瓦伦蒂尼有个坐办公室的母亲，她教育孩子“走自己的路”，还有个年轻热心的老师，告诉女孩子自尊自爱，“相信自己”。

    去年夏天，她参加了农场女工聚会，“抛头露面”地教200个女孩唱歌跳舞、反对种族隔离，骄傲的面孔闪闪发光，她说，“这是我们的反抗”。她还通过社交网络与女性朋友保持联系，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越来越多女孩开始上学。教育除了带来知识，还创造了更多对教育的渴望。

    柬埔寨流莺生活艰难

    赛娜·瓦恩当了整整3年的奴隶，15岁时才重获自由。现在，她走在夜色中寻找曾经的自己。或者说，像自己一样的女孩。

    在柬埔寨，这样的流莺到处都是。成千上万的她们潜伏在金边的夜色里，脚蹬高跟鞋，嘴角挂着高棉人神秘的微笑。

    但赛娜知道，她们的眼睛没有在笑。建筑工人、卡车司机和工匠是她们的恩客，3美元1次，妓院就在酒吧门口简陋的小木屋里。她找到这些女孩，将避孕套和肥皂递给她们，还有一张写着索玛丽·马姆基金会联系方式的小纸片——凭借它，她们可能会被救出生天。

    12岁时，赛娜从祖国越南被拐卖到柬埔寨，因为越南女人皮肤白，可以卖出更好的价钱。醒来时，她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童贞以几百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不知来自何方的性游客。反复的禁闭、捆绑和殴打后，年幼的女孩妥协了。

    赛娜的初夜被高价卖出四五次，顾客们不会注意到为了出血，她的下体被缝上。如果拒绝“服务”，她会遭到电击——这一方式不会在女孩身上造成可见的伤痕，让她贬值。

    直到曾经的妓女玛索丽建立拯救女孩的基金会，并发起警方突袭，她才逃了出来，有了固定安全的住处，有足够的东西吃，还能学习读写，成为裁缝或美容师。后来，赛娜选择成为组织的工作人员。

    “你是自愿来这儿的吗？”她问一个昏昏欲睡的女孩，对方点点头。“他们给你药吗？打你吗？”她接着问。

    如果听到对未成年人使用酷刑，甚至强迫3岁小孩卖淫的“特殊情况”时，赛娜会通知警方。如果足够幸运，也许会有另一个女孩像她一样趁乱逃出。

    拒绝戴面纱的埃及女孩

    今年1月25日，埃及革命两周年纪念日，成千上万的埃及人聚集在广场上，为革命或反革命争论不休。当时，24岁的赫拉是广场上最年轻的女人，男人们拉扯着她的衣服，将她推倒在地上施以暴行。

    如今，赫拉已可以轻松谈起这段“地狱般的经历”，走回解放广场。离开公寓前，她换了套不那么起眼的衣服：黑色T恤、运动裤配运动鞋。但一路上，人们还是盯着她看，因为她是地铁里惟一没戴头巾，让齐肩深棕色长发露在外面的女人，也因为紧身的T恤衫没能完全遮住她的肩膀。这个传统男权社会相信，如果女人不遵守戴面纱的规矩，就活该被摸、被骚扰，99.3%的埃及女性遭遇过性骚扰。

    赫拉快速穿过广场，忽略矮墙边老男人投来的热切目光，忽略成群年轻男子跳来跳去向她抛媚眼，在她身后怪叫不止。等在广场上的母亲穿黑衣、留波波头、戴金色珠宝，是推翻穆尔西统治的示威者之一。

    赫拉从开罗美国大学毕业，自己上班挣钱养活自己，但她不被允许独立生存，父亲要求她每晚10点半之前回家，自小目睹家庭暴力的她也无心结婚。

    她65岁的老父纳德难得地容忍妻女参与政治，但他觉得，“埃及其他问题比妇女权利要紧得多”。

    谁是保护者，谁是恶魔？

    男老师喜欢让瓦伦蒂尼待在自己身边，如果不同意就强迫。

    绑架赛娜的柬埔寨男人利用她们找乐子。约70%的柬埔寨人与妓女发生第一次性经历，5%的人承认他们至少参与过一次轮奸。

    听起来，男人似乎是摧毁女孩的恶魔，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在开罗解放广场上，有人试图保护女性，将她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有印度男性走上街头，表达对强奸罪行的愤怒。有人像马拉拉的父亲一样鼓励自己的孩子勇敢，也有人将女儿、姐妹、妻子视如珍宝。

    而在柬埔寨，很多人将女儿像牲畜那样卖到妓院，只为赚少得可怜的一点钱；非洲母亲亲手为女儿施行“割礼”；到处都有母亲强迫年纪轻轻的女孩走进婚姻，还在她逃离丈夫虐待后将她送回。

    贫困让母亲残忍、堕落，“经历过所有这一切”让她们相信这理所当然。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认为毫无价值，最慈爱的母亲也相信，婚姻是女儿的惟一出路。

    好在如今，世界开始改变。马拉拉的抗争，手机、互联网的发达和全球公众的支持，让年轻女孩们敢于渴望一个不同的世界，相信真正的改变可能发生，相信女性自由自主的乌托邦可能实现。

    赛娜想继续自己的事业，帮助那些“破碎的女人”。瓦伦蒂尼想住在乡下，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伊莎多拉想成为一名记者，这样她就可以“知道真相”。赫拉想出国留学。迪亚说，她想继续上学，做一名警察，帮助那些横遭羞辱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