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少年引燃“水晶之夜”？

    一位少年射出的子弹，成为纳粹德国反犹狂潮的导火线。赫舍尔·格林斯潘无力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但他在绝望中的反抗，还是给那些漠然旁观者以警醒。

    1938年11月7日，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在驻巴黎大使馆内遇刺，两天后不治身亡。紧接着，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有组织暴力行动粉墨登场——在德国各地，纳粹党的爪牙涌上街头，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打、砸、抢、烧……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还导致至少91人死于非命。

    这便是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法西斯德国对一个民族有组织毁灭的开始。多年来，学术界研究那段黑暗的历史时，仅把作为导火索的刺杀行动一笔带过，年仅17岁的刺客——侨居法国的犹太少年赫舍尔·格林斯潘，其人生经历与命运归宿亦被湮没于史料之间。

    一起被利用的偶发事件

    距今75年的那个暮秋，战争的阴云在欧陆上空越积越浓，巴黎市内依然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这天上午，德国驻法大使馆外出现了一位略显憔悴的年轻人，自称是在当地定居的德国侨民，有重要文件交给大使馆。大概是觉得这种小人物不值得浪费时间，使馆吩咐两位秘书中资历较浅者——时年29岁的恩斯特·冯·拉特接待来客。

    格林斯潘孤身来到拉特的办公室。然而，他并未拿出什么文件，而是从怀中掏出一把左轮手枪，不由分说扣动扳机，边开枪边喊：“你这个肮脏的德国佬……”

    两枚子弹击中了目标，造成致命伤。德国当局迅速派出希特勒的“御医”卡尔·勃朗特赶赴巴黎抢救拉特，两天后，这名外交官还是伤重而亡。

    尽管刺客坚称自己未受任何人指使，消息传到柏林，有个人欣喜若狂。他就是约瑟夫·戈培尔。11月7日当天，第三帝国执政党的宣传部长在日记中写道：“真是天赐良机。要是错过上帝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就万世不赦了。”戈培尔迅速指示舆论机器就这起事件统一口径：格林斯潘并非单独行动，刺杀是“犹太人密谋反对德国行动的一部分”。

    戈培尔位高权重，当时却颇有些焦头烂额——由于德国此前吞并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时，戈培尔未能很好地发挥“喉舌”作用，被“元首”数落了一顿。雪上加霜的是，他与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的私情，被妻子向希特勒告发，令以“禁欲”自我标榜的后者很恼火。纳粹德国的精英议论纷纷，诟病戈培尔不顾“国家大事”，终日沉湎于脂粉堆中。

    这便是戈培尔对刺杀事件如此重视的原因之一。他意识到，如果能以此为借口，针对犹太人来一次“漂亮的大扫除”，必然有助于挽救自身形象，重新赢得领袖的青睐。

    迫害狂潮席卷德国全境

    11月9日晚，纳粹政要们正打算动身出席在慕尼黑举行的“啤酒馆政变”（1923年11月，希特勒等发动的未遂政变）15周年纪念活动，从法国传来了拉特的死讯。戈培尔忙不迭地向希特勒汇报，后者丢下一句“放手让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干吧”，便扭头离去。

    戈培尔明白，属于自己的表演时间到了。这位巧舌如簧的哲学博士，旋即向来自党卫军、冲锋队和盖世太保的骨干分子发表演讲，称“德国人民对外交官被犹太人刺杀一事非常愤怒”，“今晚估计要发生反对犹太人的示威”；针对犹太人企业、社区和教堂的冲击均属“自然情绪的爆发”，抗议不应由纳粹党出面组织，但也不应加以反对或阻止。

    接下来的数小时内，数以千计的党卫军、冲锋队和盖世太保成员乔装打扮，涌入德国各地的大街小巷，他们高呼口号，挥舞棍棒，对所有与犹太人有关的东西伸出魔爪，受到蛊惑的民众也纷纷加入施暴者的队伍。到10日晨，267间犹太教堂、7000多间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纵火或砸毁。在奥地利，也有94所犹太教堂被破坏。

    根据战后发现的资料，党卫军头目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曾给手下发去加急电报：“犹太人的教堂可以烧毁，但不得危及德国人的财产”；“犹太人的店铺与私人住宅可以捣毁，但不得劫掠”；“犹太人，特别是有钱的犹太人都得抓起来，人数视监狱能容纳多少而定。”

    德国民众想不到纳粹高层是骚乱的幕后黑手。有些人向警方报警，打电话请消防队灭火。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些本该保护百姓的机构对不断恶化的局势无动于衷。柏林市某区一座历史悠久的犹太教堂被纵火后，区长通知消防队前去扑救，事后反遭撤职。

    在这个令人不堪回首的夜晚，无数扇玻璃窗被砸得粉碎，碎片在街灯和月光映照下，如水晶般发出灿烂而冰冷的光芒。由此，发生在当天的事件被纳粹当局冠以“水晶之夜”的代称。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暴行，竟获得如此“浪漫”的命名，其中的恶意不言自明。

    “水晶之夜”后的第三天，惊魂未定的犹太人收到一纸措辞强硬的命令：把被焚毁的教堂拆除干净，改建为停车场；被毁的犹太人企业不得重新开张，除非交由非犹太人管理；犹太人社团被罚款10亿马克，他们自身的损失却无法获得保险赔偿。

    多项剥夺犹太人尊严与权利的政策随之出台，意欲将这个民族系统地排除在社会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之外，如：犹太人必须佩带字母“J”的身份标记；对犹太人实行宵禁；学校不得接收犹太人青少年。至于博物馆、运动场和游泳馆等，则早就不许犹太人涉足了。

    “水晶之夜”被视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图穷匕现”。消息传到欧美各国，各地的犹太人顿时人人自危，专属名词“反犹主义”也是在这一时期被创造出来的。

    “生为犹太人是种原罪”

    面对来势汹汹的迫害狂潮，孤立无援的犹太人犹如一只只在狂风恶浪中挣扎的小舟，无论怎样努力都避免不了命中注定的惨祸。其中，也包括17岁的赫舍尔·格林斯潘。

    以往，外界对格林斯潘关注甚少，仅把他当成“水晶之夜”的一个“引子”。直到前不久，美国史学家乔纳森·基尔希在新著《一个复仇男孩，一个纳粹外交官和一桩谋杀案》中，以丰富的史料将格林斯潘刻画为被时代大潮裹挟的悲剧人物，使其形象更加真实、饱满。

    据该书记载，格林斯潘的父母均是祖籍波兰的犹太人，全家于1911年移居德国汉诺威。纳粹上台后，德国国内的种族主义浪潮一日高过一日。1935年，格林斯潘14岁时才进入公立小学读书，同年即因忍受不了各种歧视犹太裔学生的规定而退学。此后，他在犹太人社团帮助下，于法兰克福的一所初中勉强就读了11个月，然后再次失学。

    眼见德国境内犹太人的处境每况愈下，1936年9月，格林斯潘持波兰护照和德国居住证明远走巴黎，投奔在当地定居的舅舅。

    由于年代久远，被史学家还原的格林斯潘形象简单、线条分明：敏感且内向，行事谨慎，甚少同法国人打交道，两年间只学会几个法语单词，法国朋友“更是一个也没有”。

    即便如此，麻烦仍不断找上门来。1937年4月，他的德国再入境许可到期；1938年1月，波兰护照到期；8月，负责侨民事务的法国官员发话，要求他尽快离开。

    “生为犹太人难道是种原罪？”在模糊不清的笔记中，格林斯潘如此抒发内心的绝望和愤懑。然而，残酷的现实接踵而至：为避免德国把定居在其境内的波兰籍犹太人驱赶回国，同年10月，波兰政府宣布，身处国外的波兰人在国外申办的波兰护照自即日起作废，换言之，远在法国的格林斯潘一夜间被祖国出卖，成了无国籍的“弃儿”。

    纳粹当局闻讯，立即逮捕了境内逾1.2万名没有合法身份的犹太人，送往德国和波兰交界的无人区，任其自生自灭。这部分人当中，就包括格林斯潘的至亲。

    孤独的复仇者终被忘却

    对于在德国发生的一切，通过报纸、广播及家人寄来的明信片，格林斯潘全都看在眼里。怒火在他胸中燃烧，一个念头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向德国人复仇，哪怕同归于尽也好。

    11月7日早晨，少年花了235法郎，购买了左轮手枪和25发子弹。没有任何犹豫，他怀揣武器，径直前往德国驻巴黎大使馆，随即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射杀恩斯特·冯·拉特后，格林斯潘没有逃走，而是平静地站在原地，等待法国警察将自己拘捕。

    格林斯潘恐怕料不到，自己的个人行为，会令同胞身陷更大的苦难。“水晶之夜”过后一周，曾被纳粹德国驱逐的美国记者多萝西·汤普森，发表了支持格林斯潘的声明：

    媒体都说这是一起恐怖事件，行刺的年轻人必须上断头台……在此案中，谁会站在被告席上呢？在我看来，我们每个（对反犹主义保持沉默的）人都是被告；我要说，慕尼黑的那些（策划“水晶之夜”的）人都是被告；那些出台法令，不对占人口少数的一部分公民履行保护义务的人（波兰政府）都是被告…… 

    为政治气候所迫，犹太人团体对格林斯潘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生怕引火上身。“世界犹太人大会”虽然声讨了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但仍然“对刺杀德国外交官一事表示谴责”。“法国以色列人世界联合会”也发表声明称，他们“反对一切暴行”，这里的“暴行”，既指纳粹对犹太人产业的打砸抢烧，也指格林斯潘的刺杀行动。

    不知为何，法国方面对格林斯潘的审判迟迟未能进行。他先是被关押于巴黎南郊的弗雷讷监狱，二战爆发后，法国沦为德军铁蹄下的牺牲品，维希政权随即将他移交给纳粹。

    和千万同胞一样，赫舍尔·格林斯潘从此成了档案中的一个编号。他的“居所”不断变换：盖世太保总部监狱、默比特监狱、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弗洛森堡集中营……

    至于这位年轻人的结局，有人说他于1940年被秘密处决；有人说他在二战结束前死于羁押地；还有人声称，他奇迹般地活到了战争结束，隐姓埋名，重返巴黎，娶妻生子……

    最后一种结局无疑是善良的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即便如此，它也只是对格林斯潘命运的些微“修正”。他个人的遭遇，是那个大时代中犹太民族悲剧的缩影。

    乔纳森·基尔希在自己的著作中评述道，同为孤独的刺客，1914年于萨拉热窝街头刺杀斐迪南大公，引燃一战导火索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被塞尔维亚公众视为英雄。相比之下，格林斯潘至今“什么也没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