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地马拉30年后为历史“疗伤”

    危地马拉前最高领导人被定罪量刑，令不堪回首的往事曝光于公众面前。时隔30载，对在军政府镇压行动中痛失亲友的当事人来说，这仍然称得上是迟到的慰藉。

    “这是近十年来最具正义性、代表性的审判。”5月10日，危地马拉前领导人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的命运尘埃落定——因在该国内战期间犯下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这位前军事独裁者被危地马拉最高法院判处80年监禁。

    法官还要求行政部门向国会提交法案，宣布将每年的3月23日定为“反种族灭绝日”，建立相关纪念设施，缅怀遇难平民。

    人权活动家与国际特赦组织对这次审判评价甚高，原因之一在于：此系世界上首次有国家前最高领导人被本国法庭判处种族灭绝罪。随着媒体纷纷将注意力转向这个拉美小国，在法庭内外，当年从蒙特及其军人政权的屠刀下死里逃生的人们，开始追忆起沉痛的往事……

    “国家的伤口需要愈合”

    谈起自己为起诉蒙特付出的种种努力，律师埃德温·卡尼尔面露微笑。然而，当话题转移到他儿时亲眼目睹的惨剧时，卡尼尔的双瞳中似乎有什么在闪动。

    1982年2月的一天，在危地马拉与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原住民聚居区，祥和的气氛突然被撕得粉碎。附近镇上的居民惊慌失措地发出警告：一群士兵正气势汹汹地杀来。

    时年6岁的卡尼尔和家人赶忙躲进丛林。“父母在森林里建有一座小屋，我和兄弟姐妹、祖母和三个表兄弟都藏在那里，”他回忆道，“士兵一时间找不到人，便四处纵火。”

    听到附近响起枪声，卡尼尔的父亲和哥哥决定出门去窥探军队的动向。然而数分钟后，几个不速之客就出现在屋外不远处，发现了小卡尼尔和他没来得及逃走的亲人。

    “我只记得跑，因为父母告诉我，如果士兵来了，必须撒腿就跑。”他告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我转过身，看到一个姐妹落在后面，再转身时，她已经不见了。”

    卡尼尔幸运地逃脱了搜捕，却透过树叶缝隙目睹了亲人的死亡——士兵们先是对准母亲的脸开枪，又从后者怀中拽出8个月大的妹妹。利刃落下，婴儿的哭泣瞬间中止。

    说不清过了多长时间，卡尼尔才小心翼翼地接近受害者，发现所有遗体被围成了一个诡异的圆圈。“起初我不明所以，试图唤醒母亲，‘快起床，走吧’。”直到看见一个姐姐头上被子弹穿出的血洞，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的几个月，卡尼尔跟着父亲和兄长在山区艰难求生，最后偷渡到了墨西哥。“我在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他的母语是K'iche，危地马拉的20多种土著语言之一。

    这样的流亡生活持续了12年。当卡尼尔终于回到祖国并开始学习法律，致力于寻找屠杀目击证人的当地社团“人权法律中心”与他取得了联系。

    随后的日子里，卡尼尔见到了更多与自己遭遇相同的幸存者，通过交谈寻求慰藉，但那种被伤害的感觉挥之不去。这位坚信“国家的伤口需要愈合”的律师，一直试图保持低调，从没想过要站在聚光灯下——他将自己形容为“点燃星星之火”，但始终站在幕后的人。

    “我很难理解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卡尼尔叹息道，“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打破沉默需要巨大勇气

    旁听审判的人们都记得这样一幕：胡安娜·桑切斯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褪色的照片，上面是一位微笑的少女和一个表情呆滞的老妇人。女孩是她收养的战争遗孤，老妇则是她的母亲。

    30年前，桑切斯母女遭到政府军士兵的性侵犯。“他们绑住她的手脚，把她像一条狗那样从我家拖走。”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几乎所有士兵都参与了强奸，整整两周。”难以估量的身心创伤令桑切斯的母亲性情大变，照片上的老人仿佛丢失了灵魂。

    另一位妇女用披肩遮住面部，走上证人席，没讲几句话便泣不成声——1982年，她在哨所里被一群士兵轮奸超过3天。“当时我才12岁，”又一名受害者接过话头，“他们把我跟其他女人关在一起，捆住我的四肢，把一块抹布塞到我嘴里，便开始施暴……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失去了知觉，鲜血流个不停……到最后，我连站立或者解手都做不到。”

    类似的暴行如此广泛，审判庭留出一整天时间，专门记录相关证言。而在法庭外，有人燃放鞭炮庆祝，妇女团体代表则手捧鲜花以示祝福。“我们在这里支持受害者，她们打破对遭受的性暴力的沉默，我们敬佩她们的勇气。”人权活动家桑德拉·莫兰告诉美联社。

    “马拉松式”的黑暗往昔

    危地马拉政府军的暴行，重点针对少数族裔。因此，法庭上的不少亲历者说着难懂的方言，通过翻译之口，越来越多的“马拉松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渐渐被描画成形。当事人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公众分享，其中许多细节是首次公诸于世。

    哈辛托·洛佩兹已82岁高龄，他清楚地记得，那些士兵是怎样毁掉庄稼，杀死牲畜。老人的两个儿子丧生于枪下，女儿则被军刀刺穿脖颈。当时，3个孩子都只有十几岁。

    佩德罗·查韦斯·布里托之母遇害时，年幼的他爱莫能助，只能“像动物一样躲在树干底下”。布里托已出嫁的姐姐有孕在身，带着孩子躲进一间鸡舍。遭士兵发现后，母子二人被扔回屋里，旋即被一把火烧成灰烬。而布里托本人，“逃进深山，靠吃树根和野草活了下来”。

    尼古拉斯·伯纳尔眼睁睁地看着士兵杀死邻居，撕裂他们的心脏，放火烧掉残躯。

    玛利亚·克鲁兹·雷蒙一家躲过了屠杀，但她的丈夫和一双儿女还是被逃亡路上的饥饿夺去了生命。

    哈辛托·戈麦斯目睹了父母和兄姊的死，他和两个弟弟则背井离乡——和其他侥幸活下来的孩子一样，他被寄养到讲西班牙语的家庭中，完全忘记了家族世代相传的土著语。

    ……

    旁听席上针落可闻。数百名受害者亲属、人权活动家，乃至曾为军政府效力的退伍老兵们捂紧了嘴巴，只有不时传出的一两声抽泣才能打破令人窒息的寂静。

    几英尺外，曾经权倾一时的蒙特端坐在被告席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1982年至1983年，这个如今86岁的老人是危地马拉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在位的17个月间，军方发起“焦土行动”，至少有1771名土著居民被处决或失踪。即使这个国家的内战绵延36载，蒙特统治时期也被外界视为最血腥、最黑暗的阶段。

    审判本身就是一种正义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危地马拉实现政治转型，对军政府历史罪行的追究不再是禁区。1999年，危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里戈贝塔·门楚，首次对蒙特等高级军官提出酷刑罪、种族灭绝罪、非法拘禁罪等指控，得到了西班牙人权联盟的支持。

    2006年，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西班牙法院可以指控犯有反人类罪行者，无论受害者身处何地。次年6月，西班牙法官前往危地马拉质询蒙特，并对其发出国际逮捕令。蒙特承认，在他统治期间，军队犯下不少“过火”的罪行，但他矢口否认自己应就此负责。

    由于有国会议员身份，蒙特长时间免于被起诉。直到去年1月26日，卸任的他失去豁免权，才被正式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蒙特始终宣称自己是无辜的，理由是“并不知道军队犯下屠杀的罪行”、“从未下令实施群体灭绝”。

    危情报部前部长何塞·罗德里格斯·桑切斯为首的一干退休官员，也频频为蒙特辩护。在他们口中，所有的暴行，都是战地指挥官“面对强硬的左翼叛乱的过度行为”。

    辩方证人、退役军官何塞·路易斯·阿尤索更是断言，即使蒙特身为总统和军事统帅，仍然有法律限制他的权力，“同时，他对战场上发生的情况没有控制权”。

    然而，类似的托辞在100多位检方证人的陈述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所有证言都显示：包括儿童在内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杀戮的对象，所有暴行都是按计划实施，目的是消灭那些被认为是“敌人”的群体，其中不仅有左翼游击队，也有被怀疑支持他们的百姓。

    “军队的目的是斩草除根，彻底消灭未来游击队的种子。”曾负责“危地马拉和平档案”项目的马克·图里奥·阿尔瓦莱兹告诉美国《纽约时报》，“他们曾利用手无寸铁的儿童获取情报，吸引孩子们的父母自投罗网，然后就地逮捕他们。” 

    从集体坟墓中出土的遗骸，也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论断：一个头骨上有四处枪伤；总共420具蒙特执政期间产生的尸首，36%的死者年龄在18岁以下，其中包括一些新生儿。

    “……指挥官奉命摧毁所有的城镇和村庄，士兵们向一切会移动的东西开火。”与危地马拉当局过从甚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在一份内部报告中记录道，“村庄被夷为平地，许多人丧生，危地马拉当局承认很多人是平民，几乎没有士兵未击杀过所谓的‘游击队’。”

    对所有人证、物证加以反复确认，三名主审法官一致认定：蒙特下达了导致种族灭绝的命令，他“知悉发生的每件事情，但没有制止，尽管他拥有这方面的权力”。

    一切似乎板上钉钉。然而，由于保守派在危地马拉国内的势力盘根错节，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所言，这场审判，“每天都会有新的、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转变”。有消息称，蒙特的辩护律师之一曾冲着法官咆哮：“我决不会罢休，直到把你送进监狱。”

    直到法院做出判决，蒙特的律师仍对《纽约时报》表示，他将继续提出上诉。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鉴于蒙特年事已高，他实际接受惩罚的时间不会太长。

    CNN则指出，无论蒙特结局如何，审判“本身就是一种正义”，尽管它来得有些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