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印度腐败叫好的一个理由

    18岁那年，我第一次行贿。上世纪80年代末，我正读大学，经常搭火车到北方邦首府勒克瑙的图书馆。那是印度人口最稠密的邦，也是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像大多数贫苦学生一样，我总是逃票，跟在来回巡视的售票员身后，以求躲过他的视线。然后在某一天早晨，我被抓了。

    在足足两分钟里，我惶恐地想象着在肮脏的监狱里被关上几天的情景。而在几个别有意味的眼神交流后，我站到了火车通过台里，偷偷把几张皱巴巴的卢比，塞进售票员贪婪的手中。花费是票价的一半，远比罚款或保释金更让我负担得起。

    我偷偷瞥见了售票员青春的样貌。他的这份工作是当地小伙子梦寐以求的，而他很有可能就是通过向官员行贿，才得到了这份工作。比起那些要时常用金钱来安抚警察的非法街头食品摊贩，他的情况好了很多。但他也必须设法赚回那一大笔为得到这份薪水微薄工作，而付出的钱。

    我们两个都是腐败链条上的一环。尽管已过去30多年，腐败仍被认为是阻碍印度成为优秀经济体的首要障碍。腐败涉及我们所有人，从最底层的违章贫民窟住户到富农和巨贾，再到警察、土地税官、大中小学校长、立法委员乃至法官。就连在访客较多的寺庙或神庙附近乞讨的人，都要在伸手要钱前，先往某几个人手里塞钱。

    多年来，我那些中产阶级和上层种姓的印度教亲友，常会提起道德高尚、精英统治的新加坡的种种荣光，而将印度落后归咎于政治上对于长期贫困群体的纵容——这些群体包括低种姓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他们在选民中的比例不可忽视。每当此时，我内心都有些义愤填膺。

    我被几个世纪以来都不容挑战的精英统治观念包围着。婆罗门和其他上层种姓的印度人，制定了政治经济政策并领导政府。特别是在印度北部，他们占据着政界、商界和学界的绝大多数大小职位。

    身处这些有利位置，他们得以在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聚敛资源。1991年经济自由化改革后，同一批精英用其地位确保自己优先进入利润丰厚的采矿业、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些都是近年来驱动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行业。

    尽管那些条件优越的印度人，私底下散布着那些中伤言论，但事实是，并不只是他们粗鄙的乡下同胞，拖累了印度充分发挥其经济潜力。凯瑟琳·布的近作《美丽永恒背后》一书记述了孟买的一个贫民窟，书中写道：“在有权有势的印度人中，机会分配是典型的内幕交易。”“腐败窃取了这个国家穷人的大量机会”，事实上，对他们而言，腐败是“仅存的切实机会之一”。

    印度穷人的困境在于，这些机会增加得还不够快。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印度政府开始缩减人员，留给穷苦印度教徒的公共部门职位变得更少，更不用说那些穆斯林了。

    由于缺乏强劲的制造业基础，印度增长中的经济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百万人，提供的非政府岗位也少得可怜。绝望情绪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滋长，使这一群体的自杀率成为全国最高。即使是不体面的工作，招工时都能引发严重骚动和暴乱。

    一段时间里，新兴的争取机会均等的运动，因为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而缺乏后劲，阻碍了印度全球化经济。但这场运动最多不过被证实是另一次内幕交易。

    印度鲜有穷人出人头地的故事，或是鼓舞人心的自由市场中商业活力的范例，这并不令人意外。正如莫欣·哈米德在新小说《如何在崛起的亚洲赚取不义之财》里指出的那样：“在源于国家权力的野蛮浪费中，创业精神面临的是艰辛的努力、持久的斗争，需要去拼杀或者被杀，并且成功机会微乎其微。”

    无论对于在腐败中幸存的小业主还是结盟的大资本家，这一条都同等适用。这个冬天，我遇到了一位无业青年，他从一个保障贫困人口在农村得到雇佣的福利项目中搜刮钱财。

    他跟我聊了他做的事，其中包括伪造合约、虚构建设项目，以及向负责分配的官员支付不正当高额回扣。我震惊了：他偷走的钱本该属于印度那些最贫穷的人。

    随后我想起25年前勒克瑙那列火车上的情形，我少了些许愤怒。至少印度某些没有特权的人，能通过行贿来谋得生计和一丝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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