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见
“水资源政治”关系中的世界
○宿亮 “政见”观察员
《
青年参考
》（
2013年04月24日
03
版）
南亚地区有句谚语：“把东西扔进河里容易，再取出来就难了。”这句话不仅形象描述了水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水资源政治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国际社会呼吁成立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机构或机制；另一方面，各国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尝试获得更多相对收益。
地球上可资利用的水资源稀缺，从不断变化的供求关系上看，这一资源的稀缺程度比石油更甚。人口数量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均需求上涨，加之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种极端天气，都凸显了水资源的紧张。
不少国际政治专家认为，如果不能在水资源分配使用上形成良性国际机制，可能因此爆发“水战争”。
湄公河下游国家：“合作不发展”与“发展不合作”
德国弗莱堡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副教授提莫·门尼肯（Timo Menniken）在《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撰文关注湄公河下游国家的“水资源政治”关系。
湄公河全长4800米，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个国家，注入南中国海。从长度比例上看，中国只占16%，但这条河流上游80%的高度落差都集中在中国云南省。
这条河上的下游国家，经常因为水资源分配而关系紧张。湄公河下游85%可以使用的河水被用作农业灌溉，尽管总供给量高于使用量，但季节分配差异大、需求增长较快。
湄公河水力发电潜力巨大，大多数都集中在上游，目前开发得并不多。湄公河下游国家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1957年成立了“湄公河委员会”。这一组织多次与中国水利部门交涉谈判。
门尼肯认为，在目前状况下，下游国家奉行的是“合作不发展”策略，而中国则遵循“发展不合作”。中方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念为指导，追求相对收益，只会在能够实现互惠的条件下合作。在博弈论里，这种状况称为“Rambo Situations”，也就是一方完全占有优势，倾向于维持现状。
而亚洲发展银行正资助并呼吁各国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项目，推动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这正与中国政府希望把云南省打造成“通往东南亚门户”的地区策略相符合。另外，中国与东盟在贸易领域的合作完全可以推动湄公河整流域合作，这也符合中国希望加强国际社会化，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态度。
南美：缺乏有效共同管理机构的恶果
全世界有270条河流属两国或以上国家共同管理，类似湄公河、雅鲁藏布江的争议并不鲜见。2003~2010年，南美洲国家阿根廷和乌拉圭针对乌拉圭河上修建纸浆厂产生争议就是最新一例。
乌拉圭河是拉普拉塔河谷的一部分，全长1750公里，是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的界河，历史上是这几个国家水资源争夺的焦点。
2002~2004年，乌拉圭政府先后批准西班牙和芬兰企业在该流域建设纸浆厂，引发环保恐慌。阿根廷最终将乌拉圭告上国际法院。经过8年的争论，国际法院结论是：乌拉圭没有事先把涉及共同流域的重要事项通知阿根廷属非法，要求双方依赖共同管理委员会处理问题。
学者罗梅罗·贝尔纳多（Ramiro Berardo）和安德鲁·杰拉克（Andrea K. Gerlak）认为，阿根廷和乌拉圭有着长期的经济社会合作历史，但为了乌拉圭河这一问题已经陷入8年纷争，凸显缺乏有效的水资源共同管理机构会怎样影响双方的共同发展。
事实上，从1975年开始，双方就建立了乌拉圭河委员会来处理河流事项，但乌拉圭方面仅仅把乌拉圭河委员会视作一个合作形式，而没有独立管理权，绕过这一机构独断专行。乌拉圭河委员会原本可以进行独立环境评估和研究，取得标准化的规范，帮助双方合理利用水资源。
这一案例显示，在面对共同资源的时候，只有当各方利益都获得诉说的机会之后，才能真正推进决策进程。
解决水资源问题的关键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世界银行分管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副行长Ismail Serageldin一直关注水资源，支持创立了“全球水伙伴组织”、“21世纪水资源世界委员会”，把水称为世界上最有战略价值的商品。他认为，有效的国际法规和管理机构是解决水资源问题的关键。
Serageldin认为，水资源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虽还不至于爆发战争，但很多地区之间已经有冲突，如达尔富尔冲突就包含水源分配。巴以冲突也涉及到定居犹太农民和巴勒斯坦农民直接水源分配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的地区，消费量增大也导致水源紧张。
国际法没有明确关于水资源分配的规定。现行体制下，一些全流域的国际援助项目必须得到所有流域内国家认可才能推行，这导致一些有实力的国家自行建设，而其他流域内下游国家无力采取相关配套的项目，因此利益受损。这还只是地面上的河流，一些地方涉及地下水流动的管理则更加棘手。
根据Serageldin的说法，为了保证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更加均衡的分配资源，有必要实施国际水资源管理。水资源可能会逐步变得比石油还要有价值，如果有效合作，能够减少浪费、增加价值。例如，欧洲国家正集中力量清理莱茵河水质：水质提升，所有国家收益；但如果只关注水量的配比，就变成零和游戏。
国际管理可以把水资源流动纳入到贸易体系中。如果水资源贸易发达、有利可图，不少地方就会停止开矿，而是种植果树蔬菜保护水源，这样会促进良性发展。
南亚地区有句谚语：“把东西扔进河里容易，再取出来就难了。”这句话不仅形象描述了水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水资源政治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国际社会呼吁成立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机构或机制；另一方面，各国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尝试获得更多相对收益。
《国际水资源非航行用途法律公约》虽然获得135个国家的签字支持，但仍有35国拒绝批准这一公约。在人们对于水资源的稀缺、水资源治理的重要性普遍有了一定认识的时代，如何实现协调处理地区水资源政治，以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是有趣且关键的话题。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南亚地区有句谚语：“把东西扔进河里容易，再取出来就难了。”这句话不仅形象描述了水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水资源政治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国际社会呼吁成立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机构或机制；另一方面，各国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尝试获得更多相对收益。
地球上可资利用的水资源稀缺，从不断变化的供求关系上看，这一资源的稀缺程度比石油更甚。人口数量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均需求上涨，加之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种极端天气，都凸显了水资源的紧张。
不少国际政治专家认为，如果不能在水资源分配使用上形成良性国际机制，可能因此爆发“水战争”。
湄公河下游国家：“合作不发展”与“发展不合作”
德国弗莱堡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副教授提莫·门尼肯（Timo Menniken）在《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撰文关注湄公河下游国家的“水资源政治”关系。
湄公河全长4800米，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个国家，注入南中国海。从长度比例上看，中国只占16%，但这条河流上游80%的高度落差都集中在中国云南省。
这条河上的下游国家，经常因为水资源分配而关系紧张。湄公河下游85%可以使用的河水被用作农业灌溉，尽管总供给量高于使用量，但季节分配差异大、需求增长较快。
湄公河水力发电潜力巨大，大多数都集中在上游，目前开发得并不多。湄公河下游国家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1957年成立了“湄公河委员会”。这一组织多次与中国水利部门交涉谈判。
门尼肯认为，在目前状况下，下游国家奉行的是“合作不发展”策略，而中国则遵循“发展不合作”。中方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念为指导，追求相对收益，只会在能够实现互惠的条件下合作。在博弈论里，这种状况称为“Rambo Situations”，也就是一方完全占有优势，倾向于维持现状。
而亚洲发展银行正资助并呼吁各国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项目，推动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这正与中国政府希望把云南省打造成“通往东南亚门户”的地区策略相符合。另外，中国与东盟在贸易领域的合作完全可以推动湄公河整流域合作，这也符合中国希望加强国际社会化，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态度。
南美：缺乏有效共同管理机构的恶果
全世界有270条河流属两国或以上国家共同管理，类似湄公河、雅鲁藏布江的争议并不鲜见。2003~2010年，南美洲国家阿根廷和乌拉圭针对乌拉圭河上修建纸浆厂产生争议就是最新一例。
乌拉圭河是拉普拉塔河谷的一部分，全长1750公里，是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的界河，历史上是这几个国家水资源争夺的焦点。
2002~2004年，乌拉圭政府先后批准西班牙和芬兰企业在该流域建设纸浆厂，引发环保恐慌。阿根廷最终将乌拉圭告上国际法院。经过8年的争论，国际法院结论是：乌拉圭没有事先把涉及共同流域的重要事项通知阿根廷属非法，要求双方依赖共同管理委员会处理问题。
学者罗梅罗·贝尔纳多（Ramiro Berardo）和安德鲁·杰拉克（Andrea K. Gerlak）认为，阿根廷和乌拉圭有着长期的经济社会合作历史，但为了乌拉圭河这一问题已经陷入8年纷争，凸显缺乏有效的水资源共同管理机构会怎样影响双方的共同发展。
事实上，从1975年开始，双方就建立了乌拉圭河委员会来处理河流事项，但乌拉圭方面仅仅把乌拉圭河委员会视作一个合作形式，而没有独立管理权，绕过这一机构独断专行。乌拉圭河委员会原本可以进行独立环境评估和研究，取得标准化的规范，帮助双方合理利用水资源。
这一案例显示，在面对共同资源的时候，只有当各方利益都获得诉说的机会之后，才能真正推进决策进程。
解决水资源问题的关键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世界银行分管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副行长Ismail Serageldin一直关注水资源，支持创立了“全球水伙伴组织”、“21世纪水资源世界委员会”，把水称为世界上最有战略价值的商品。他认为，有效的国际法规和管理机构是解决水资源问题的关键。
Serageldin认为，水资源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虽还不至于爆发战争，但很多地区之间已经有冲突，如达尔富尔冲突就包含水源分配。巴以冲突也涉及到定居犹太农民和巴勒斯坦农民直接水源分配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的地区，消费量增大也导致水源紧张。
国际法没有明确关于水资源分配的规定。现行体制下，一些全流域的国际援助项目必须得到所有流域内国家认可才能推行，这导致一些有实力的国家自行建设，而其他流域内下游国家无力采取相关配套的项目，因此利益受损。这还只是地面上的河流，一些地方涉及地下水流动的管理则更加棘手。
根据Serageldin的说法，为了保证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更加均衡的分配资源，有必要实施国际水资源管理。水资源可能会逐步变得比石油还要有价值，如果有效合作，能够减少浪费、增加价值。例如，欧洲国家正集中力量清理莱茵河水质：水质提升，所有国家收益；但如果只关注水量的配比，就变成零和游戏。
国际管理可以把水资源流动纳入到贸易体系中。如果水资源贸易发达、有利可图，不少地方就会停止开矿，而是种植果树蔬菜保护水源，这样会促进良性发展。
南亚地区有句谚语：“把东西扔进河里容易，再取出来就难了。”这句话不仅形象描述了水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水资源政治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国际社会呼吁成立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机构或机制；另一方面，各国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尝试获得更多相对收益。
《国际水资源非航行用途法律公约》虽然获得135个国家的签字支持，但仍有35国拒绝批准这一公约。在人们对于水资源的稀缺、水资源治理的重要性普遍有了一定认识的时代，如何实现协调处理地区水资源政治，以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是有趣且关键的话题。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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