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面前，社会需要公民的力量

    信任和理性才会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和成熟，并成为政府与个体之间的“中间组织”。在这张由千千万万个志愿团体和个体形成的社会之网中，流动的是信任、团结与力量，只要这张网存在，在自然灾害之后，被撕裂的社会就能够迅速复原。

    4月20日8点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级地震，伤亡上万人。震灾发生之后，政府与社会联动投入到救援活动之中。

    在灾难面前，任何个体都是渺小的，一个强大而有韧性的公民社会网络，则不仅能够提供急需的物资，还能提供守望相助的温暖情感。

    2008年汶川地震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力量，惊叹于这个社会的凝聚力和众志成城的意志力。而雅安地震后，我们又看到，微博、微信这些自媒体传播平台成为灾情发布、捐助倡议、志愿行动的“集合地”。政府与社会在赈灾行动上的“竞争”，彰显出中国政府的强大力量，也彰显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这也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在灾难面前，作为政府力量的补充，公民社会为个体提供了一层社会安全的防护网，会与政府高效的救援行动相得益彰。

    纵观世界，公民社会代表着一种基于自愿基础上的自发秩序的形成，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不仅是一个生命的存在，也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政治哲学家曼斯菲尔德说，“假如不让他们成为公民，他们便得不到人类的自由与荣耀。”

    公民将部分权利让渡而组建政府，政府除了维护秩序之外，还要应对瘟疫、自然灾害，在这个意义上说，赈灾是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一个媒体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在应对自然灾害时的表现，将会被呈现在国际镁光灯之下进行比较，及时高效的赈灾与救援是政府的本分。

    如果说强有力的政府是抗击自然灾害的“防波堤”，而公民社会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带人们走出灾难的阴霾。公民社会是一种信任关系的体现，强大的公民社会往往能提供一张托起生命与希望的信任之网。政治学家福山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与衰落，与信任网络的构建息息相关，因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不再是一个理论名词，而成为社会实践与行动。公民社团多种多样，基于兴趣爱好而建立大小不等的团体，而共同的危险或灾难则让许许多多的公民有了情感联系和共同的使命。

    在汶川地震激发出中国社会力量与活力后的这五年，中国的公民社会已更趋理性与成熟。借助于微博、微信等媒体平台，地震的信息最先通过公民个人发布出来，灾区的信息被实时传递出来，微博提供了一个公民参与的渠道。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人皆有悲悯之心，在灾难面前更是如此。地震之后，一些公民团体便纷纷组织起来，参与到救灾行动中，或是在网络上守望相助，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

    当然，公民社会不仅依靠情感的激发，更需要理性的行动与组织，唯有如此，才会持久。而这次我们也看到，地震发生在山区，交通不便，过多的志愿者进入造成交通堵塞，因此，为中坚救援力量让路，使之及时安全进入灾区，这是公民理性的表现。而高速公路收费站在地震后还继续收费，导致救援车辆拥塞，这一消息通过微博而广为传播，一个小时后，收费站便开始免费放行。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方式，凸显并纠正了公权力的某些细节。

    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曾指出，当一个群体的情绪被激发起来之后，感性就压倒了理性，在灾难面前，理性的反思更加弥足珍贵。网友呼吁救援的志愿团体要有序进入灾区、对“最美新娘”的质疑等，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是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重要部件。理性而不盲从也是公民社会得以走向自立的前提。慈善基金壹基金在短短一天时间内获得2000多万捐款，足见壹基金获得了相当的社会信任度。这对官方慈善机构也会形成压力。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没有哪个机构可以垄断信任，而是需要以公正、透明的运作来获得信任度。

    信任和理性才会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和成熟，并成为政府与个体之间的“中间组织”。在这张由千千万万个志愿团体和个体形成的社会之网中，流动的是信任、团结与力量，只要这张网存在，在自然灾害之后，被撕裂的社会就能够迅速复原。在这一代人的强国梦里，强国必然需要有一个强社会，这就需要公民社会的力量不仅在地震面前彰显，也要存续于生活的日常点滴之事中。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