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作家马尔科夫：
宁为“自由”殉道，不被政治收买

    对保加利亚当局的“不敬”言论，为该国流亡作家马尔科夫招来杀身之祸。尽管这起事件被后人广为铭记，实施刺杀行动的凶手却逍遥法外至今。

    1979年9月7日，流亡英国的保加利亚作家格奥尔基·马尔科夫，在伦敦街头被神秘刺客用“雨伞枪”击中。被子弹中的毒素折磨3天后，时年50岁的马尔科夫不治身亡。

    苏东国家的异见人士在光天化日下遇害，一时间成为极具轰动效应的新闻，“雨伞谋杀”的情节也被日后的许多西方文艺作品采用。前不久，涉嫌杀害马尔科夫的凶手——一名曾为该国情报机构服务的保加利亚前特工现身奥地利，重新唤起了外界对这桩历史悬案的关注。

    光天化日下的政治谋杀

    1979年9月7日晨，伦敦市中心的滑铁卢桥上，格奥尔基·马尔科夫行色匆匆。这座横跨泰晤士河的桥因好莱坞电影《魂断蓝桥》闻名遐迩，但马尔科夫无心观赏两岸的秀丽风光——他急着搭乘公交车，去英国广播公司（BBC）总部上班。

    不满作品遭保加利亚当局“封杀”而流亡英国后，马尔科夫在BBC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报道保加利亚事务。

    上班高峰期的人流熙熙攘攘。突然，马尔科夫感到大腿后部一阵剧痛，他条件反射般转身，看到地上扔着一把黑色长柄尖头雨伞，一名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弯腰把伞捡起，用带有浓重外国口音的英语嘟哝了一句“对不起”，便飞快地消失在人海当中。

    马尔科夫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意外，起初没有在意。然而，到达办公室后，他感到被刺部位的疼痛明显加剧，卷起裤管一看，刚才被雨伞尖“扎”到的地方有一个诡异的红点。他隐约觉得情况不对劲，便把在滑铁卢桥上“遇袭”的前后经过详细地告诉了同事。

    当夜，马尔科夫发起了高烧，体温达40摄氏度。他随即被紧急送往医院，医护人员费尽力气，却查不出确切病因。3天后的9月11日，这位正值壮年的作家便撒手人寰。

    考虑到马尔科夫身份特殊，英国警方对遗体进行了详细检查，吃惊地发现：在被雨伞扎伤的部位，肌肉里有一粒针头大小的金属小球，直径仅1.52毫米，成分为90%的铂和10%的铱，球上还有两个直径0.35毫米的小孔。警方认为，小球可能是由“特种枪械”发射的。

    进一步的化验显示，小球内含有高纯度的蓖麻毒素。这种毒素能凝集和溶解红细胞，麻痹心血管和呼吸中枢，0.2毫克即可致人于死命，而且没有特效解药。换言之，即便马尔科夫在第一时间被查出中了毒，也很难逃脱死神之手；他的遇刺，绝非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

    “政治正确”逐渐成为文坛红星自由创作的障碍

    格奥尔基·马尔科夫1929年3月1日出生于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一所技校担任化学老师，后来患上结核病，被迫在不同的医院之间奔波，其间开始尝试用写作打发时间，没想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57年，他发表了处女作《摄氏度之夜》；1962年，他的小说《男人》获得保加利亚作协年度大奖。

    冷战时期，在处处“拷贝”苏联体制的东欧诸国，由于肩负“规范意识形态”的使命，作协的地位在文化界无可匹敌。一旦被吸收进这个圈子，就等于成为社会精英，可保丰衣足食。

    马尔科夫加盟作协后，进入一家待遇不错的出版社工作，分到了房子和小轿车，有了在特供商店购物的权利，还可时常出国旅游。只要递交一份写作提纲，他就能领到特别资金与补贴……与其他国家相比，保加利亚作协尤其慷慨，作家与当局的关系也很“和睦”。

    不必为生计操心的马尔科夫，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20世纪60年代，他几乎每隔两三年便可完成一部为人称道的作品，如1966年发表的《我的双重肖像》、1968年的《华沙女人》等，还撰写了许多剧本，其中一些被拍成电视剧，收视率不错。

    一时间，马尔科夫被誉为“保加利亚最有前途的新生代作家”，风光无限。

    接受了作协提供的丰厚待遇，就得专心生产“政治正确”的文学作品——随着名气越来越大，马尔科夫发现，这条规矩逐渐成为自由创作的障碍。他的许多心血之作，因触犯政治禁忌而无法出版，新作《天花板》更是因“含有贬低列宁的内容”，而在印刷中途被叫停。

    对“以物质换自由”说不

    现实带来的挫败感，令马尔科夫的思想发生了变化。重新审视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他意识到，在一个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体制下，作家不得不遵从当局的意愿，“报喜不报忧”，歌功颂德；长此以往，个人的思想无法得到释放，创造力也会萎缩。

    作为思想活跃的群体，东欧诸国作家的意识形态转变，也与时代大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卵翼下的东欧各国纷纷涌现政治浪潮。6月17日，东柏林40万工人走上街头示威，紧接着，保加利亚的工人也行动起来……1956年和1968年，又发生了“波匈事件”和“布拉格之春”，酿成流血冲突，对苏东阵营造成巨大冲击。

    祭出武力手段平息事态的同时，苏联及东欧各国政府调整策略，在经济建设上“讨好”百姓，适当压缩重工业的比例，同时扩大消费品生产，使商品供应丰富起来。到20世纪70年代，苏东诸国的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比较明显的提高，汽车、电视机等高档消费品呈现稳定增长。在保加利亚，职工工龄积累到一定程度，还可以得到国家转让的住宅产权。

    可是，在提供更多福利的同时，东欧诸国的体制日趋僵化，对莫斯科的“旨意”唯唯诺诺，政治改革自然无从谈起。由于社会流动性低下，“单位”不仅是工作场所，还扮演着约束、限制个体自由发展的工具的角色。马尔科夫所属的保加利亚作协，便通过充裕的政府拨款，令每个想过舒服日子的作家必须牢牢依附于它，在创作方向上接受“统一差遣”。

    对于当局“以物质换自由”的政策，苏东各国知识阶层率先站到了其对立面上。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文化界人士掀起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并于随后数年间波及东欧各国，使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新思潮”洗礼，其中也包括马尔科夫。

    “危险言论”招来杀身之祸

    1969年，屡遭“封杀”而心灰意冷的马尔科夫，以探亲为名离开保加利亚，前往兄长定居的意大利。他本打算等政府将自己的作品解禁再回国，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改变了主意。尤其是在1971年9月，保当局拒绝延长其护照期限后，马尔科夫决定留在西方。

    这样的选择很快招来了严厉的打压。1972年，马尔科夫被保加利亚作协除名，随后又以“叛国”罪名，受到保司法机构的缺席审判，被判处监禁六年零六个月。同年晚些时候，有家不能归的作家移居英国，随即被BBC召入麾下。

    主持广播节目之余，马尔科夫继续撰写小说和剧本，在欧美的知名度与日俱增。随后几年间，他在反对保加利亚当局的道路上渐行渐远。1975年起，马尔科夫开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创办的“自由欧洲电台”频频出场，评论保加利亚的文化和政治现象。

    在一栏名为《失神的报告》的专题节目中，他对保加利亚政权及保共第一书记（后改称“总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进行了猛烈抨击，称日氏“在苏联操纵下独断专行，党同伐异，且生活腐化奢侈，到处修建别墅，大肆任人唯亲”。

    “出位”的言论，让马尔科夫获得了“保加利亚的索尔仁尼琴”之称，保加利亚当局则怒火渐起——他的名字无法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他的作品从公共图书馆和书店里消失……而在该国情报机构的秘密纪录中，他被冠以“流亡者”称号，成为当权派的眼中钉。

    马尔科夫的亲朋好友通过各方面渠道得知，他已被保加利亚强力部门列为“最危险的国家公敌之一”。大家不断提醒他：为了自身的安危，不要继续“针砭时弊”；对此，他予以部分接受——抛头露面少了，批评的声调却未见有丝毫减弱。

    马尔科夫的坚持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去世时，他的小女儿只有3岁。在众多异见人士看来，马尔科夫是不屈的“殉道者”，他的墓碑上也铭刻上了“为了自由”的字样。

    凶嫌为何至今无法归案？

    东欧流亡作家在伦敦街头遇刺的消息，当时被西方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人们普遍相信，保加利亚情报机构是幕后主谋——神秘刺客有浓重的口音，而且，事发的9月7日正是保领导人日夫科夫的生日，在这一天将讨厌的批评者除掉，对他而言似乎是极佳的“礼物”。

    然而许多年过去，凶手的确切身份始终无法被核实。直到苏东剧变后，保加利亚记者赫里斯托·赫里斯托夫通过长期努力，获得了与马尔科夫有关的97份解密档案，并在2009年9月7日马尔科夫遇刺30周年纪念日那天，向世人公布了部分调查结论。

    赫里斯托夫指出，从1975年开始，保加利亚当局就打算“彻底解决”马尔科夫，先后两次试图毒死他，均未成功。后来，保情报机构派员前往莫斯科，向老大哥克格勃“取经”，并获得了后者提供的尖端刺杀工具。经过周密准备，生于意大利的丹麦人弗朗切斯科·古利诺（代号“皮卡迪利”）携带精心伪装的“雨伞枪”，飞赴伦敦执行“清除”任务。得手后，古利诺被授予两枚奖章，并在保情报机构服务至80年代末，此后便不知所踪。

    事实证明，这起悬案并未被人遗忘。英国《每日邮报》根据新近掌握的线索称，弗朗切斯科·古利诺眼下住在奥地利小城维尔斯，现年66岁的他，对外以古董商人自称。

    接受采访时，古利诺承认，马尔科夫遇刺时，他确实在伦敦，但绝口不提更多细节。此外，尽管大量证据显示他曾为保加利亚情报机构服务，古利诺坚决否认自己当过特工。

    同赫里斯托夫一样，保加利亚记者安东尼·乔格里佛也对马尔科夫案进行了长期追踪。古利诺的逍遥法外，让他对英国政府颇有微词：“（英国当局）放任一名流亡者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被谋害，嫌犯至今逍遥法外。我想，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愿去缉捕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