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棕榈树不荫庇外来劳工

    棕榈油出口给马来西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但说到在棕榈种植园里辛苦劳作的外籍劳工，滔滔不绝的马来西亚人就沉默起来。

    “对我来说，没有别的选择”

    戴着棒球帽的莱昂纳利·马库斯抬起头，眯着眼睛扫视树上的棕榈果。一串火红的果子闯入眼帘，他取下挂在肩膀上的铝制长镰刀，钩在树杈上，调动起17岁身体的全部肌肉，使出吃奶的力气向下拉。

    树枝摇曳，鸟儿惊呼着逃离，果子跌落在地上。马库斯将果子一一拾起，放在他生锈的手推车里，然后擦一把汗，走到下一棵树前。

    极度炎热的天气里，马库斯在巨大的棕榈树之间吃力地走着，单薄的身影分外引人注目。

    过去5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工作。

    马库斯是印度尼西亚人，很小的时候就跟随劳工父母到了马来西亚。一开始，他在当地一个非营利组织办的学习中心上课，但由于没有身份证明，他不能继续读中学。

    无奈之下，马库斯来到父母所在的种植园劳作，一天能赚大约7.5美元。“对我来说，没有别的选择。”他告诉美国《大西洋月刊》。

    对马来西亚政府来说，莱昂纳利·马库斯并不存在。在棕榈油生产的中心地带沙巴州，像马库斯一样没有“身份”的印尼孩子超过5万名。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棕榈油产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成千上万名菲律宾工人到这里“淘金”。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依然没有取得合法的身份证明，他们的孩子同样如此。

    过去两个月，沙巴州劳工的生活变得愈加艰辛。

    2月9日，自称隶属“苏禄王朝皇家安全部队”的100多名菲律宾籍武装人员潜入沙巴州拿笃，称这一地区归他们神秘的统治者所有。血腥的对峙持续数周，造成70多人死亡，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在清除武装分子残余的过程中，马来西亚军队被指侵犯了外籍劳工的人权，许多菲律宾劳工为了自保，乘船逃离。

    “这里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

    25年前，沙巴州拿笃是个被遗忘的角落。

    白天，醉汉在破烂的人行道上踉踉跄跄地闲逛。到了黄昏，人人闭门不出。海盗曾持枪闯入这里惟一一家银行，踏着一地的尸体，扛着成袋的现金扬长而去。

    这样的记忆，与而今席卷当地的迅猛发展格格不入。过去15年，这里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市区房地产的价格翻了两番，崭新的商务酒店、快餐店闪闪发亮，新修的公路上停着巡警车。一个交通繁忙的环岛中，矗立着镀金的棕榈树雕塑，这是当地政府主导经济快速发展的象征。

    “这里曾是个艰苦、原始的地方，生活与现在完全不同。”58岁的社区领袖塔姆·本·因顿说，街头暴力和停电已经是相当遥远的记忆。

    因顿和一群朋友坐在新近流行的印度茶馆里，一边品尝奶茶和萨莫萨三角饺，一边热烈地讨论足球。他的两个孩子刚从沙巴州首府哥打基纳巴卢回来，借着经济繁荣的势头开创自己的事业。

    “这里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因顿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生意特别好。”

    拿笃南部，油罐车夜以继日地将棕榈油送到国有炼油厂。当地官员希望，随着海外需求的激增，正在建造的深水港能帮助这个地区成为生物柴油的全球顶级出口区。政府计划，到2020年，让棕榈树的种植面积达到如今的两倍。

    沙巴州的棕榈油产量占整个马来西亚的三分之一。像因顿一样，拿笃的居民随时准备迎接更加光明的图景。

    由于价格低、保质期长，棕榈油在今天颇受青睐。从化妆品到糖果，美国超市货架上超过一半的产品含有棕榈油，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世界第二大棕榈油出口国马来西亚。欧洲各国和美国政府纷纷出台新法规，逐步淘汰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油，加大了对棕榈油的需求。

    2011年，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凭借出口棕榈油和棕榈油产品赚了270亿美元。

    棕榈种植园的面积越来越大。

    “我们有责任照顾自己的孩子”

    话题一转到在棕榈种植园里辛苦劳作的外籍劳工，咖啡馆桌边的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而尴尬，滔滔不绝的马来西亚人沉默起来。

    马来西亚人不愿意从事卑微、繁重的种植园工作，但仍然抱怨外国人带来的麻烦：移民导致骚乱、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当地人就业前景等。

    “外国人必须受到控制，他们正在窃取工作机会……那些没有证件的人应该被踢出马来西亚。”50岁的承包商阿南·安格库特毫不避讳地说。

    据新加坡《商业时报》报道，马来西亚因为巨大的劳动力缺口损失了相当的潜在出口和税收收入。马来西亚棕榈油委员会估计，至少需要尽快再雇用4万名工人。许多种植园主都在推行机械化生产，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待遇。但由于缺乏激励，很多人离开该国，到印尼正在发展的棕榈种植园工作。

    沙巴州首席部长助理、议员曼苏尔告诉《大西洋月刊》，棕榈油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提到棕榈种植园常年需要劳工时，他说，外籍劳工“应该把孩子留在家乡”，否则会给马来西亚增加“额外的负担”，“我们有责任照顾自己的孩子”。

    按照规定，马来西亚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有没有身份证明。但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沙巴州320万人口中，近三分之一都是外籍劳工，政府不再愿意为全民教育付钱。

    “如果你为劳工子女提供教育，当地的孩子就亏了。”工人权利组织“妇女力量”的项目主管艾吉利·费尔南德斯表示。

    换句话说，保障外籍劳工子女的权益，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心。大选将在几个月内到来，没有人愿意在投票箱前付出高昂的代价。

    她希望兄弟姐妹都能上学

    托本·魏尼恩是个身材高大的丹麦人，皮肤白得跟赤道附近的大太阳很不协调。20多年前，他旅游来到马来西亚。

    1990年，魏尼恩和几个朋友一起为70名种植园里的孩子提供教育。他创立的“人道儿童互助社”建立了128个学习中心，为超过1.2万名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

    “没想到会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魏尼恩说。

    学习中心为孩子们讲授小学课程的主要科目，一日两餐的费用和教师的工资加起来，每个学生每月的成本大约是13美元。魏尼恩说，教育的目的是“确保他们拥有超越种植园的未来”、“不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最终造福国家。

    但在一些地方，过高的物流成本制约了学习中心的建设，孩子们没有选择，只能去种植园工作。魏尼恩尽了最大努力，也只照顾到了沙巴州地区五分之一的孩子。即使是那些有幸获得一定教育的孩子，一旦成年，命运也几乎不会有所改变。

    距离拿笃约一小时车程的偏僻小种植园里，18岁的法蒂玛·宾蒂忧伤地凝视着窗外无穷无尽的迷宫般的树木。一年前，她因为路程太远和缺钱，不再去学习中心上课。她没有证件，不能进城，害怕自己被警察抓起来，害怕承担比全家人一年挣到的钱还要多的罚款。被驱逐出境、与家人分离，对宾蒂来说更是不可想象。

    雨淅沥沥地落下，宾蒂在走廊的围栏上敲着磨得光秃秃的粉红色指甲。她想成为一名医生，渴望回到教室里。她希望兄弟姐妹都能上学，“这样他们就能阅读和计算了”。

    然而现在，她不得不待在父母身边，砍下并清理多余的棕榈枝，从黎明一直到黄昏，努力挣着每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