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婴儿”如何成为超级富婆

    在越南所有私营企业主中，女性占25%。英国《卫报》女记者阿比盖尔·哈沃斯近日采访了越南3名超级富婆。

    黎红水仙言必称钱，其目标是每年赚10亿美元

    “你买的第一件高档货是什么？”我问42岁的越南女富豪黎红水仙（Le Hong Thuy Tien），当时我们坐在她那黑色宾利车里，行驶在胡志明市的街道上，透过车窗，可以看到大街上有很多人开着摩托车。

    “这个问题可太棒了！”她眉飞色舞地大声说道。但她的回答可没这么棒，她怎么也想不起来当时买的高档东西是啥了。这也难怪，她买的高档货实在太多了：光LV包、宝格丽手表、香奈尔礼服就有数百件。

    甭管第一次买的是什么，可以证实的是，她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巴黎买的。当年她是越南航空公司的空姐。这是一份让人垂涎的职业，那个时候，能够外出旅游的越南人少之又少。

    现在，她是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董事长。“我有25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和风险资本公司，经销奢侈品牌。”她说的英语带有美式口音。和一些不愿炫富的越南超级富豪不同，黎红水仙言必称钱。她说，自己的目标是每年赚10亿美元。目标实现多少了呢？“过半了。”她说。

    胡志明市原名西贡，后改为现名，以庆祝经过20年战争（包括从1965至1975年与美国进行的战争）后国家实现统一。现在该市是越南商业中心。

    越南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自由化。仅在过去5年，资产过千万美元的富豪人数就增长了150%。越南仍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治局14名成员里只有1名是女性。到处都是性别不平等，像走私新娘、强迫卖淫等问题层出不穷。

    不过，女性在越南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隐形”的角色。在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多达300万人死亡，其中多是将妻子和幼儿留在家中的男性士兵，尽管也有女性参战并战死。战争结束后，集体经济政策将越南拖入困境。单亲妈妈们偷偷经营家庭小生意来养家，并像抚养男孩一样公平地抚养女孩，让她们也有聪明才智。在越南所有的私营企业中，女企业家占25%，其中大部分是小型家庭经营，现已跻身高层的人，此前往往饱受各种磨难。

    “女人？哦，她们完全是在幕后经营着这个国家。”在胡志明市一个欧洲人常光顾的咖啡馆，法国人维克多说，“她们能干，精力旺盛，爱赚钱。”他是奢侈品牌的公关大师，长期住在胡志明。

    我们花了40分钟抵达水仙的家。在她的豪宅，可鸟瞰西贡河。她和丈夫、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以及10个女仆住在这里。这栋豪宅很气派：大门装饰着金制品；外墙是白色的；圆柱为多立克式（古希腊建筑风格，柱身和柱头形式简朴）；狮子雕像在“警戒”，墙壁上刻着腾龙奔马；院子里有泳池、网球场和一个车库，车库里停着三辆劳斯莱斯，一辆宾利、一辆SUV。“我丈夫收集汽车。”黎红水仙漫不经心地解释道。

    我们步入房内。水仙喜欢金子，这并不让人意外，没有哪个越南人不喜欢金子，但要喜欢到她这种地步，还真不容易。她自己设计这种装修风格，到处金光闪闪，个别不含金子的一眼就能看出，例如白色大理石楼梯，其石材是从越南海港城市岘港运来的。“这种纯白大理石非常罕见，”水仙说，“这是我们亲自开采的。”

    水仙的丈夫是航空业大亨，生于越南、在菲律宾长大。她当空姐时和他相识。他是国有的越南航空公司向国际扩张业务的幕后智囊，他与执政精英间的关系肯定对妻子的事业有所助益。但水仙坚称，她的成功是她本人拼搏的结果。“我从头学习生意场的各个业务，这样我就能在最高层面上具有竞争力。”

    她在镀金的沙发上小憩，接着她开话匣子。她1970年出生在河内，5岁时父亲过世，不久战争就结束了。“我母亲一个人养活我和我的5个兄弟姐妹。她是教员，非常严格。她教导我们，能活下去的秘诀就是努力工作。”这是她永志难忘的一课。

    事实上：嫁给富豪的越南女性，很少有人甘当“花瓶”。婚后没多久，水仙就努力争取到一份利润颇丰的合同，在1995年开设越南首家超市。“那是跟军方合资。我跟那些‘军装男’坐在一起，他们不相信一个25岁的女人能搞定两万种货物。我下定决心证明他们错了。”她做到了。开业第一天，超市人头攒动。“越南人在一个地方买完所有需要的东西，这还是首次。”

    她将自己的巨大成功归结为“想越南消费者之所想”。她的公司独家代理多个奢侈品牌，并获得唐恩都乐（咖啡和烘焙食品连锁店）的特许经营权。“销售额每年都在增加”，说话间，她脸上洋溢着幸福。

    邓汉娜为拥有的财富感到骄傲，也涉足一些慈善活动

    有一种观念认为，越南挺小，实际上没那么小：越南人口9000万，居世界第13位，其领土面积跟德国相当。越南经济改革确实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贫困人口已从20年前的60%下降到现在的20%，但贫富差距正在扩大，过去一年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很大程度上是因国企腐败)，给普通人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通货膨胀、高利率等。

    去年，越南至少22名民主人士和博主被判刑。超级富豪同样不安全。富豪痛饮泡有22K金的香槟、吃活猴脑、购买镶满宝石的手机的传言，激怒了民众。为展示打击腐败的姿态，政府最近逮捕了大量国企高管，他们的罪名是“滥用资金”，整个越南的商业巨头都为之胆寒。

    不过，在胡志明市商业区的泰式餐馆“湾仔”，感受不到担忧的迹象。午餐时分，一群工薪人士在餐桌旁侃大山，时尚人士在阳台上抽着高档烟。所有人中，最光可照人的是餐厅老板邓汉娜（Hana Dang）。当我抵达那里时，40岁的她身着一袭白色短裙，一位化妆师忙着为她梳妆打扮。

    在我落座前，她告诉我她的家底。“这家饭店是新开的。我有一家广告公司，每年进账5000万美元。我还是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该公司管理2.5亿美元的资金。”她脸上露出迷人的笑容，然后递给我一杯该店的特色鸡尾酒。

    谈及过去，她毫不拖泥带水。她1972年生于河内，当年“美国的炸弹如雨点一样密集”。父亲应征到越南人民军，在她一岁时，爸爸死于战火。经此重创，她妈妈的奶水都干了。“她喂我糖水。但你看我，现在不也挺好？”她笑了，声音沙哑，“如果我是吃奶长大的，我会成为一名超模。” 

    少女时代，邓汉娜曾饿昏街头。“好几年都没吃过鱼或肉。那时候大家都穷。”年少时，她就开始做生意。“我14岁时在家门外开了一个咖啡厅，还做衣服拿去卖，那段日子，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她刻苦学习，最后大学毕业，操一口流利的英语。1994年初， 邓汉娜被全球知名的麦肯光明公司(McCann Erickson)录用，帮助西方产品（可口可乐、美宝莲唇膏、雀巢咖啡等）打入越南市场。她很快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从越南新兴的消费主义中获利。“刚开始挺艰难，因为越南男性至上。男客户常常认为我是秘书，而不是首席执行官。”她有意顿了顿，接着说，“他们现在不再犯类似错误了。”

    部分是因为邓汉娜这类人的努力，越南的城市现在日新月异。胡志明市到处是挎着包、穿高跟鞋的女子，她们每天都在与凹凸不平的人行道进行“英勇斗争”。

    使用假货，越来越被视为“掉价”。然而，假鼻子、假眼皮却大行其道。很多人飞赴泰国或新加坡做美容手术，顶级法国皮肤科医生则会飞到越南为女士们注射保妥适(botox)。邓汉娜承认，自己“注射过几次”。

    不久前，她刚刚结束一段短暂的婚姻。现在，邓汉娜为自己的拥有的财富感到骄傲，但意识到财富会让人失去理智。“这里就像巨大的淘金潮，贪欲横行，与此同时，越南还有太多的穷人。”这个40岁的女人，如今开始专注于她真正喜欢的东西，例如她的新饭店的生意。她也“涉足一些慈善活动”。

    杨阿兰说，由于国内环境不稳，她不知道这样的好运还能否持续下去

    邓汉娜的好友杨阿兰跟她的想法差不多。38岁的杨阿兰拥有一家企业，卖现代家具和装修产品。由于很多人越南人渴望“有档次的生活方式”，她的生意非常红火。杨阿兰认为，较男性而言，女性企业家受财富奴役的程度要轻一些。“有辆跑得很快的车固然挺好，但生活中还有其他东西。很多女性不希望她们的孩子被宠坏。”她有个一岁的儿子。

    杨阿兰10岁时，她家位于河内市中心的带有法国殖民地风格的房子被政府没收。“仅仅因为我们有座大房子，他们就指控我们是资本家。我们被扔到大街上。”4年后，也就是1988年，因为实在受不了这里的痛苦生活，杨阿兰和当过兵的父亲到香港碰碰运气。“我们付了一大笔钱，坐上一艘去往香港的渔船。那艘船准载20人，我们一共72个人挤在上面，我们不知道自己将来是死是活。”在行进过程中，船会碰到风暴和海盗，一艘跟他们同时出发的船就未能抵达香港。她妈妈留在越南，保护他们家仅有的家产。他们在船上待了17天，几乎没怎么合眼。

    但是，他们到香港太晚了，针对越南难民的官方安置项目已经停止了。接下来的5年里，杨阿兰和父亲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片区域生活。“就像监狱，”她说，“没有隐私，到了洗澡时间，他们就用水管对着我们冲，像冲猪一样。那水里有消毒剂。”由于无法证明他们是寻求政治庇护的难民，最终父女俩回到了越南，那年她19岁。

    杨阿兰得意洋洋地说，接下来的19年，她在越南的生活很好。“我以前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钱。”但由于国内环境不稳定，她不知道这样的好运还能否持续下去。她也不确信，现在的越南人（2/3是在1975年战争结束后出生的）能否理解物质财富转瞬即逝。“我这一代人，知道一贫如洗和荣华富贵分别是何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