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苏联女狙击手游说美国

    1942年底，为敦促同盟国开辟第二战场，苏联派出一名战功赫赫的女狙击手出访美国。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放下武器，用话语在异国他乡赢得了支持，还与美国第一夫人结为“忘年交”。

    初到华盛顿的几天，一身戎装的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局促不安地贴在翻译身边，似乎生怕引起美国记者的注意。这位来自苏联红军第25步兵师的中尉，不会讲英语，肩上的担子却不轻——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走遍美国，说服那里的政治家和民众支持同盟国反攻欧陆。彼时，斯大林非常渴望英美开辟第二战场，迫使纳粹分兵，从而减轻苏联承受的压力。

    柳德米拉首先拜会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成为首批造访白宫的苏联公民之一。紧接着，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邀请比自己年轻32岁的客人一道巡游各地，向美国人民讲述她在战火中九死一生的经历。被埃莉诺的亲和力打动，女军官略带忐忑地踏上了旅程。

    女英雄遭遇媒体“八卦”

    时值1942年岁末，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只有25岁，却早已跻身苏德战场上功勋最卓著、“最致命”的狙击手之列，被她击毙的敌军至少有309名。

    所以，柳德米拉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喜欢花边新闻的报刊注意到，她“没抹口红，更没化妆”，而且“橄榄绿军装的款式不多”。在纽约，她受到市长以及国际皮草和皮革工会代表接见，获赠一件漂亮的浣熊皮大衣。很快，就有撰稿人在相关报道中调侃说，这件服装可能会“在柳德米拉返回家乡时，在俄罗斯大草原引发血腥杀戮”。

    和自己的祖国相比，美国舆论的“百花齐放”让柳德米拉不适应。不过，她还是尽量和蔼地回答记者的提问。一次，有人想知道苏联女兵可否在阵前化妆。“没有禁止化妆的规定，”柳德米拉停顿了片刻，“但打仗时，谁还有时间想鼻子美不美？”此言非虚——数月前的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中，苏军伤亡惨重，作为战斗英雄的她也数度死里逃生。 

    然而，随着巡游继续展开，柳德米拉乌黑的双瞳中泛起了几分愠色，媒体的“八卦”不断消磨着她的耐性：某位记者暗示她的裙子太长，“看起来很胖”；在波士顿，另一位记者称柳德米拉“抨击昨天吃的五道菜的新英格兰早餐，而此前，她还说美国食品不错”。

    这些声音都通过翻译传到了女狙击手的耳朵里。轮到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柳德米拉终于小小地“爆发”了一回：“我对穿军服深感荣幸。那上面有列宁勋章，洒满了战斗的鲜血。很遗憾的是，在当下的美国妇女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外衣里面是否穿了真丝内衣’，至于军服代表着什么，她们还需要进一步学习。”

    即便如此，《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尔维娜·林赛，仍然为柳德米拉“不爱红妆爱武装”感到遗憾。“一位高贵的勇士为自己的容貌而自豪，这难道不是军事哲学的一部分吗？”林赛奋笔疾书，“传说中，圣女贞德难道不是经常身着美丽、闪亮的铠甲示人吗？”

    柳德米拉也在自我调整。慢慢地，她开始尝试主动引导话题走向，描绘自己的青春岁月、侵略者的凶残以及各种战斗经历，和平惯了的美国人十分着迷，听众一日多过一日。

    从假小子到神枪手

    和当时的大多数苏联人一样，柳德米拉的青少年时代遵循了普通劳动者的轨迹。她1916年出生在乌克兰基辅附近的贝里亚·特沙科夫镇，父亲是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的工人，母亲是教师。柳德米拉坦承自己“上课不守纪律”，打小能跑善跳，做任何事都不输男同学。

    “邻居家的男孩子在射击场吹嘘枪法时，”她告诉美国公众，“我反驳说，女孩子同样能当神枪手。从那以后，我就天天苦练射击。”到兵工厂参加工作期间，她继续磨砺自己的枪法，不久又接到了基辅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希望可以藉此圆自己的教师梦。此后，她加入校田径队练短跑和撑竿跳，为了完善枪法，还选修了狙击手学校的课程。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时，柳德米拉身在敖德萨。她决定投笔从戎，但“部队不收女孩，所以我不得不使出各种花招，”柳德米拉回忆道，上级起初安排她做护士，为证明自己的一手好枪法，敌人阵地上的两名罗马尼亚仆从军士兵成了倒霉鬼。“轻松撂倒那俩家伙后，我被接受了，”她强调，这两人不包含在总战绩内，“因为他们是试枪的牺牲品”。

    很快，这个年轻姑娘成了苏军第25“夏伯阳”步兵师的一名列兵（夏伯阳是苏俄内战时著名的红军指挥官）。柳德米拉马上请缨奔赴前线。“我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击毙敌人，”她在演讲中提到，“从理论上而论不在话下，可实战完全是两回事。”

    一次次从死神掌心溜走

    上战场的头一天，柳德米拉吃惊地发现，敌人与自己相距如此近，恐惧之下竟无力拿起那支配有瞄准具的7.62毫米莫辛-那甘狙击步枪。另一名战友在她身边找好位置，还没来得及开火，只听对面一声枪响，德军的子弹射穿了那同样年轻的胸膛。柳德米拉把震惊化为行动，“他是个快乐的好孩子，他牺牲在我身旁。从那以后，再没有什么能阻止我。”

    柳德米拉先后参加了在敖德萨和摩尔多瓦的战斗，毙敌很快超过了三位数。后来，德军重兵压上，苏军被迫后撤；为了掩护大部队行动，苏军狙击手被分配到的任务也越来越危险，首当其冲的就是消灭敌军狙击手。在这种针尖对麦芒的决斗中，柳德米拉有如神助般地从未失手，共击毙敌方狙击手36人；有时，追杀耗时整天整夜，最长的一次用了3天。“那是我生命中最紧张的经历，”她在复述相关细节时强调，连续坚守阵地，最需要的是耐力和毅力。最后，她不忘提及希特勒的名字，“我干掉了这么多德国鬼子，都怨他。”

    在黑海之滨的重镇塞瓦斯托波尔，占据绝对优势的德军将城市围得水泄不通，柳德米拉在激战中度过了漫长的8个月。随着扳机被一次次扣动，“敌人……像熟透的谷物般成片倒下，”1942年5月，苏军南方司令部嘉奖了柳德米拉，称她在塞瓦斯托波尔总共歼敌257名。

    作为代价，柳德米拉在围城期间受过四次伤，甚至被炮弹炸得当场休克，但每次都能从死神的手心溜走。“后来，甚至德国人都知道我，”于是架起大喇叭喊话，“柳德米拉，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会给你吃不完的巧克力，提拔你当官。”发现收买不成，敌军又百般恐吓，称要把她“撕成309块碎片”。这反而让女狙击手欣喜异常，“他们甚至了解我的战果！”

    柳德米拉不怕牺牲，但苏军高层不愿看到这位模范人物再出任何闪失。于是，赶在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他们将柳德米拉调回后方，委任她负责训练狙击手学员。

    凭言语而非子弹立功

    随后发生的事实表明，军人同样可以在外交领域大显身手。身上的硝烟味还未彻底散去，肩扛中尉军衔的柳德米拉便领命奔赴大洋彼岸，以言语的子弹“射中”美国人的心。她坦言，自己杀人时并没有“五味杂陈的感觉，惟一的体会是猎人杀死野兽时那种满足感”。

    在回答另一位记者时，她申明了自己的战争观：“只要纳粹分子活着，他们就会残杀妇女、儿童和老人，”因此，“只有让其死掉，才不会再有无辜者受害。我杀德国人就是在拯救生命。”

    柳德米拉的底气，部分来自第一夫人埃莉诺的陪伴。她们来到芝加哥时，柳德米拉已经能做到对“指甲油和烫发”等“愚蠢问题”置之不理。在数以千计的美国民众面前，她大胆批评美国迟迟不肯开辟第二战场。“我今年才25岁，已击毙了309名法西斯侵略者。难道你们不觉得在我背后躲得太久了吗？”台下的人群不仅没有恼怒，反倒轰然叫好。

    每到一地，柳德米拉都会收到崇拜者的礼物，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枪械。当然，心知此行意义重大的她不会在这些细节上浪费精力，而是尽自己所能，褒扬苏联人民和军队的伟大和优秀。在颇具宣传色彩的讲话中，她格外强调性别平等——显然是说给美国妇女听：“你们把我当作奇闻轶事的主角；但在苏联，我的祖国只把我看作公民、战士和军人。”

    尽管苏军中的女兵只属于极小的一部分，柳德米拉依然反复“提醒”美国人：“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苏联妇女就被赋予了所有的权利。最重要的是，每位女性都有特长，这是她们独立的根基。苏联妇女有完整的自尊，因为她们的尊严得到充分认可。……这就是为什么女性能顺理成章地在这场战争中与男人并肩奋斗。”

    返程途中，柳德米拉在英国短暂停留，任务依然是介绍“苏联政府和人民英勇抗敌的伟大事迹”。虽说有不少“即兴发言”，克里姆林宫对这位巾帼豪杰的表现非常满意。此后不久，她便晋升为少校并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以她为主题的纪念邮票也出现在市面上。又过了一年半，盟军果真如斯大林期望的那样，在诺曼底海滩发起了反攻。

    战争结束后，柳德米拉回到基辅大学，完成了学业并成为一名历史研究员。1957年，她还与埃莉诺·罗斯福在莫斯科重逢。然而斗转星移，彼时，冷战的铁幕已然落下，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一再限制年过七旬的埃莉诺的行动，紧紧盯住她的举手投足。

    在一套普通的两居室公寓里，两位“忘年交”先是礼节性地寒暄了一阵。突然，柳德米拉瞅准机会，把埃莉诺拉进卧室，迅速关紧了门。利用这脱离监视的、来之不易的几分钟，传奇的苏联女狙击手紧紧拥抱住阔别多时的美国前第一夫人，喜极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