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走了，外媒关注“华西模式”

    3月22日，“华西村之父”吴仁宝的葬礼在孝子贤孙的操办下，在几万名村民、游客的目送下完成。从这时开始，这个缔造华西村神话的“中国最有名的农民”成了历史名词。在宣传、褒奖和哀悼后，人们关心的是，离开了吴仁宝，“华西奇迹”是否还能继续？

    吴仁宝去世在华西村“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

    22日，在华西村主干道的两边，很多村民自发地等待着，打算送吴仁宝最后一程。有人眼中含着泪水，有人举着一个条幅，上面写着“老书记，华西人永远想念你”。

    18日，吴仁宝因为肺癌在华西村的家中去世，享年85岁。

    几千名哀悼者在吴仁宝家门外等候向遗体致哀。吴仁宝生前并没住在华西村整齐的别墅区中，他的家是一栋两层的水泥小楼。灵堂就设在吴家的老宅中，他躺在一个朴素的木质棺材里，身上盖着党旗，只露出头。

    据泰国《曼谷时报》报道，葬礼按照中国传统仪式进行。在告别仪式上，几百名哀悼者胳膊上缠着黑纱，向吴仁宝巨大的遗像低头行礼，两边摆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送来的花圈。在这之后，吴仁宝的遗体被运往火葬场。白色的灵车后面是一辆黑色的奔驰和十几辆客车，有人从车窗中向外撒纸钱。

    该报还称，对华西村来说，吴仁宝的去世“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这个“天下第一村”的主心骨倒下了。吴仁宝的四儿子吴协恩2003年接任了华西村党委书记和华西集团负责人。但吴仁宝还是华西人心中的“老书记”，地位难被取代。

    对中国来说，吴仁宝的死让“华西模式”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美国《华盛顿邮报》称，尽管华西村制造财富的方式，能否在其他地方复制还是未知数，但至少它激励了相当多的中国村镇——它成了中国未来面貌的一扇窗。

    法新社的报道中写道，华西村自称收入在2008年就达500亿元人民币，而华西人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华西村村民朱晓梅（音）说：“过去我们村非常穷，现在我们非常富，这个变化是老书记的贡献。”

    从穷得揭不开锅到“天下第一村”

    华西村的致富故事和吴仁宝的故事分不开。1961年，江苏省南部的华西村还是个穷得揭不开锅的小村庄。这个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地方山清水秀，600多名常住人口世代务农。这一年，吴仁宝成了华西村的党委书记。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仁宝，没受过经济学教育，但他凭着直觉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华西悄悄办起了硬件加工厂，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让华西获得了“第一桶金”，也在文化大革命到来时，让吴仁宝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

    红卫兵的批斗没有改变吴仁宝的想法。“文革”结束后，吴仁宝立刻重操旧业。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真正开始时，吴仁宝和华西村都已有了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用吴仁宝自己的话说，“我过去过的是穷日子，我看到人们受穷我就难过。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穷人都过好日子。”

    1988年，华西村成为第一个在股票市场上市的社区，这个比棒球场大不了多少的村庄，很块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村子”。

    吴仁宝说，25年前，当他劝说村民放弃土地所有权时并没费事，因为当时第一家工厂为农民带来的利润，已超过务农收入。所以从农业转为工业的打算，即使是村里最保守的村民也大力支持。

    金属冶炼仍是华西村的重要收入来源，不过所占比例已不足1／3。原料价格的升高和需求的下降，是根本原因。江阴华西钢铁公司总经理杨永昌（音）告诉英国《卫报》，这是他担任经理8年来遇到的最坏情况，情况还会更糟，因此华西打算将工厂迁出去，而把华西村打造成以旅游为主的绿色生态村庄。

    旅游的确能为华西村带来收益，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每年有超过200万人到华西村参观，学习致富经验。在病倒之前，吴仁宝每天上午都会在他主持建设的民族宫礼堂中，为参观来访的客人做报告，乐此不疲。

    随着“华西奇迹”的名头越来越响，12个附近的村子被并入华西村中，它们的土地支配权和开发权，都归华西村所有，而华西村则在年底向这些村庄支付“租赁”费用。

    对这些村庄的农民来说，失去自主权物有所值。章忠贤（音）曾是邻村西贤村村长，现在在华西劳动局工作。他告诉《卫报》，自从西贤村2002年成为华西村的“领地”后，村民收入翻了3倍，老人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住房和道路升级换代。

    “5到10年后，我们就会成为华西村现在的样子。”章忠贤说，“很多其他村的人都想加入，有些人甚至来自别的省。”

    人人平等还是等级制度？

    “华西村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村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美国记者维德·斯帕德到华西村参观期间，看到有人载歌载舞地演绎这首《华西村村歌》。这首歌由吴仁宝作词，新一代的“华西人”从小就会唱。

    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对还在探索如何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拥抱市场经济的中国领导人来说，华西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版。华西村模式有邓小平的影子，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背后的逻辑是“致富光荣”。

    吴仁宝说：“如果你只是种地，你过不了富裕的生活。”《华盛顿邮报》称，制造了亿万财富的吴仁宝，仍穿得像个周末去赶集的农民，每件衣服恐怕都不足1美元。“必须要有钱，没有钱，一切都是空话。”

    香港《南华早报》称，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华西村的商业帝国每年会带来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产业覆盖了中医药、铝合金、纺织业和房地产。华西村的村民都能分红，但是一旦村民离开华西村，股权和房屋都会被没收，这被外界指责为“不公平”。

    华灯初上，宝塔状的华西村高楼像一棵棵挂满彩灯的圣诞树。而这些塔状建筑恰好是华西村等级制度的实体象征。

    吴仁宝缔造的“天下第一村”的目标是成为“社会主义天堂”，法新社却认为其中的分配制度有违社会主义精神。“一些人比其余成千上万人更‘平等’，多数居住在华西村的人，并未分享到同样的好处。有杂志声称吴仁宝一家控制了超过全村90%的资产。”《卫报》则透露，吴仁宝全家三代22人都在华西村和江阴市政府中担任要职。

    在《卫报》看来，华西村的“等级制度”很明确，最初的2000户华西人是金字塔的上层，接下去是从相邻村镇中合并过来的3.5万名居民。最下层的是逐渐来到华西村务工的2～4万名工人，他们“两班倒”地在华西村的工厂中工作，周末也不休息。对此，《卫报》评价：“每个月3000元的工资，比中国低技术含量劳工的平均收入高，但仍称不上是‘工人的天堂’。”

    一位到华西村务工的人，已在这里居住了10年。他对法新社说，除了每月4000元工资，他没有其他福利，“我们干一天活，拿一天工资”。

    英国《独立报》记者克里福德·卡南在华西村遇到的两位保安，并不是华西村的村民。他们告诉卡南，他们为华西村的发展感到高兴，但对那些握有股份的村民有些嫉妒，因为他们每年都能分红。

    “在天上建设社会主义”

    在华西村的中心区，有一个格外醒目的建筑。由于没有其他高层建筑的陪衬，这个328米高的大楼真正是“鹤立鸡群”。

    美国记者维德回忆起他第一次看到这座大楼时的感受：“在江苏平原的工厂、农田和住宅中，矗立着一座不可思议的摩天大楼，在清晨的地平线上，简直像是一个奇迹……看起来像是一阵台风从85英里外的上海刮来的。”

    这座叫做“增地空中新农村”的大楼，位列世界第15高楼，华西村政府的干部孙海燕2008年告诉美国《时代周刊》，“我们国家的口号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别人都在地上建社会主义，我们更进一步，在天上建设社会主义。”

    这座楼的高度也有讲究，328米是北京最高的建筑环球贸易中心的高度。华西村十分谨慎地不肯僭越，而是按照吴仁宝的话“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这座建筑内部用了大量的黄金制作内饰，顶层还有一只真牛大小、耗资4亿元人民币的金牛。不过想要目睹金牛的真面貌，需要支付500元人民币的门票。

    维德说，这座用作五星级酒店的大楼大堂富丽堂皇，但非常冷清，一角的咖啡店里门可罗雀。

    相比高高在上的摩天大楼，维德对村民的住宅区更感兴趣。他发现街道两旁和别墅周边是浓密的树，而所有房子都是一样的，没有一户人家在外观上做了任何更改和标记，从而使自己与众不同。

    他写道：“这些整齐划一的房子实在太整洁一致，让人无法相信有人住在里面。”而在别墅区的外面，有保安站岗放哨，不允许参观的人随便进入。

    维德注意到华西村没有与高收入配套的品牌专卖店、KTV、高级餐馆、电影院和商城。这让维德好奇，“这些账户中存着100万的人，平时都如何消费这些钱？”

    英国《独立报》记者卡南在特意造访华西村后说：“这个村子的感觉有一点像迪拜。”村子中的天安门、长城、法国凯旋门、美国国会大厦和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让他大开眼界。他去聆听了吴仁宝的讲话，讲话中，吴仁宝骄傲地说，“华西人可以和全国任何地方的人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