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限制使用中国学生工

    新规是“送给中国学生的春节礼物”

    2月8日早上，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生产商之一的惠普发布声明，通知其中国地区的所有供货商，要求所有工人都必须得到“公平薪酬及社保”，且所有用工必须完全出于本人自愿。

    新规定称，在惠普任何一家供应商工厂中，学生工和临时工的人数，都不得超过高峰时用工总人数的10%，而且工作时长必须低于法律规定的上限。学生工和临时工在“合理地预先告知”的情况下，可以随时离厂，“各方不得刁难”。而且劳工必须要有“可靠的、不会招致打击报复的申诉机制”。

    根据新规定，学生劳工的工作还必须与其主修专业相关，这可以使一大批专业与电子加工无关的学生，免于被“征用”。

    惠普发言人霍华德·克拉沃说，从3月开始，惠普就将开始对供应商展开培训，并且和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及学者进行座谈，同时对中国各供应商的劳动条件进行更加“频繁、严格”的检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业内人士的评论，称这一新规是“行业内最严格标准”。而在惠普公司看来，这是一份“送给中国学生的春节礼物”。

    “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件事很重要。人们对这个问题十分关注，而对于什么是适当的标准，目前尚不明朗。”惠普负责全球供应链运营的副总裁托尼·普罗菲特表示，这一新规是企业责任的表现，而不是一项竞争策略。

    美国评论人Vikas Bajaj则认为，惠普公司这么做，是担心其中国供应商们违反基本的劳动法律，从而受到法律制裁。

    有评论指出，惠普此举，正是针对“中国供应商使用学生劳动力和劳务派遣工日益增多”的情况，做出的及时反应。

    供应商向学校“团购”学生工

    去年9月，就在苹果新一代手机iPhone5即将揭幕、万众瞩目的前夕，其中国代工厂的工人们，却在为此加班加点地连夜工作。

    美联社当时曾发长文称，据中国劳工观察组织了解，在iPhone组装线上，每87名工人中，就有10名是由在读学生构成的“实习生”，因为“工作量很大，没有学生的话，富士康人手不够”。

    这些从当地大中专院校或技校招来“实习”的学生，有不少还是16岁左右的未成年工人，但工作强度、加班时间却与社会招聘的工人无异。

    当某种产品需求暴增时，工厂可以十分“便捷”地通过与学校管理者的“对接”，找到大批更廉价的临时劳动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惟一的区别，是学生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笔钱，交给学校，作为“实习管理费”或“安置费”，以保证这一“交易”能长久维持下去。更有甚者，学生在工作期间，仍要交学费给学校。

    不管是学法学还是英语，这些“职业实习生”来到工厂的惟一任务，就是在生产线上拧螺丝钉，培训几个小时就能上岗。好几斤重的螺丝枪拿在手上12个小时，连睡觉时都会觉得酸痛。

    为保证工人精神集中，工厂要求他们坐在凳子上，屁股所占面积不能超过1/3，不能说话，不能把任何东西掉在地上。

    虽然“补贴了家用”，日复一日的疲累仍让学生难以招架。有学生感到困惑不解，“如果就是为了来富士康工作，当初为什么要来读技校？”不过，从工厂拿了钱的学校告诉他们，如果不干活，就别想毕业。

    CNN记者调查后发现，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不少地区的工厂会利用实习生或临时工的幌子，招聘未成年工人进行劳动。合同常常是伪造的，未成年工人不允许自行解除合同，私自离开工厂。

    大型国际电子公司的中国供应商们，正在因为其不合法的用工行为，受到越来越多批评，而雇佣学生劳工和临时工来应对产品需求暴增的做法，则一直是批评的焦点。

    就在去年一年，惠普、苹果、英特尔、微软等世界财富五百强电子公司的“御用”供货商富士康，就因为一系列劳工问题被曝光而一直麻烦缠身：违法加班、工作环境拥挤、使用童工和不时出现的工业事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劳工问题专家陈佩华告诉《纽约时报》，电子公司根本不应该雇佣学生劳工。“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会被迫在一个工厂工作，就像在实习，而学校会克扣其工资的一部分。工厂甚至经常会送老师过去，确保学生们遵守纪律。”

    “这是一种妥协”？

    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全球电子业巨头都对此视而不见，仅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对损害劳工权益的报道进行追查。不过近来，一些公司开始意识到，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很可能对其声誉构成不小损害。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去年，苹果公司刚加入全球最大劳动力监督组织之一的公平劳工协会（FLA）不久，富士康就因为在生产iPhone5期间，强迫学生工长时间工作，而被置于舆论谴责的风口浪尖。苹果公司也因此备受谴责。

    FLA批评富士康侵犯人权，包括要求员工加班超时工作，还有支付工资太低，难以满足基本生活费用。富士康工人也曾在去年10月举行罢工，以跳楼自杀为要挟，抗议iPhone5生产线的劳动条件。

    为此，苹果公司在1月25日发布了《年度供应商责任报告》，责令制造商改善劳动环境。

    报告还称，由于学生劳工的“周期性特征”，“发现问题很难”，但仍要对雇佣学生工展开更严格审查。一家聘用74名年龄低于16岁的童工的制造商，已与苹果终止业务合作。

    “当我们发现供应商在雇佣童工，或曾有过这样的行为，即使这样的工人已离开或目前已达法定工作年龄，也会要求其立即采取纠正行动。”苹果公司在官方网站上这样说。

    紧随苹果的步伐，惠普的举动无疑也在告诉供应商们，以后别想轻易再这么干了。

    惠普副总裁普罗菲特告诉CNN，他清楚地知道，限制雇佣学生工和临时工，会损害需求旺季时公司提高产量的能力。

    他解释，因为在劳动力匮乏和国家调整劳资关系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在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下辛苦上班的年轻工人越来越少，更别提去做临时工。工厂也是别无选择，才“退而求其次”，通过与学校管理者的“交易”，将目光投向了更弱势的学生群体。

    这成了业内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是一种妥协。”他向CNN坦承。

    血汗工厂在转变？

    25岁的蒲小兰是成都一家富士康工厂的女工，她平时的工作，是坐在一把浅褐色的木椅子上组装电子产品，椅子上有白色条纹，还有一个高高的结实靠背。

    但一年多以前，刚来到这家工厂时，蒲小兰只有一个低矮的绿色塑料板凳，由于工作时后背得不到支撑，到晚上，她会后背酸痛得整夜难以入睡。

    后来板凳升级成了木椅，但椅子靠背太小无法倚靠。刚坐上现在这把椅子时，蒲小兰还以为是谁弄错了，直到领导走过没有异议，她才敢放松地将整个身体靠上去。

    《纽约时报》的一篇“血汗工厂”改善用工条件的长文称，就像这把椅子一样，蒲小兰的生活也似乎开始不断变好。她报名参加了工厂为工人开设的编织和绘画课程，还找了一个不错的对象，她觉得，正在“实现自己的价值”。

    而在距离给了蒲小兰一把椅子的工厂约320公里之外，是一家专为惠普生产电脑的台湾企业的工厂。19岁的张雪梅热情活泼，穿着粉色制服，戴着闪亮的耳环游走在员工之间。作为心理调节师，她惟一的工作，就是跟工友们聊天，听他们抱怨食堂饭菜、宿舍条件，或是倾吐思乡之情。

    工厂还为工人们提供了免费电影院、电视室、健身房，甚至还有做有氧运动的大厅，厅里播放着近来很是时髦的《江南Style》。

    《纽约时报》认为，这些变化都发生在媒体对其恶劣用工条件的一再曝光，和工人权利组织的不断监督抗议之下，苹果、惠普等电子巨头的努力，当然也不容忽视。

    对于与惠普签有合同的供货商来说，遵守新规定，并不会造成太大困扰，因为惠普是个人电脑和打印机制造商，一整年的产品需求中，“淡季”、“旺季”之分并不会过于明显，而是维持相对稳定。

    普罗菲特拒绝对富士康的工作状况置评，只是说，它也应当符合新规定。不过，富士康自称不存在任何与惠普新规相龃龉的用工现象。

    富士康称，一年内平均下来，学生工只占其劳工总人数的2.7%，暑假及春节假期的状况则并没有公布。学生工与全职员工享有同等待遇，能得到食宿补贴和高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薪酬，而且不会超时工作，也不会倒夜班。这些规定如果确实存在，也应发生于去年与公平劳工协会会晤之后。

    但富士康并不打算停止实习生项目。高管们说，尽管改善公司文化是个漫长过程，错误也始终在所难免，但该项目能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受益，即使在美国，学生也会在暑假打工，而只是待在一个工作环境中，就能学到些东西。

    更让多家美国媒体难以理解的，是有些工人自己会抵制改革。21岁的四川小伙子张江，以前在上海一家工厂组装笔记本电脑。每周，他都会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这样弟弟才能继续念书。对他来说，加班是件好事。

    自从进了张雪梅所在这家不允许加班的新工厂后，他轻松了很多，但工资也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每天夜里，他不是在车间加班，而是花好几个小时玩在线游戏《地下城与勇士》。一想到弟弟可能不得不辍学，他就心里难受。“我宁愿一周工作80个小时。”他说。

    从今年7月开始，富士康也将按照中国法律规定，限制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9小时，但它1400万工人中，有不少跟张江有着类似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