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记者“走”完长征路

    1月30日，加拿大《环球邮报》的驻华记者马凯和摄影记者约翰，结束了他们“重走长征路”的旅行（相关报道见本报1月23日A28版），回到了北京。马凯和约翰此行一共走了22天，总里程达7745千米，探访了14个城市和村庄。

    2月1日，马凯在电话中告诉了《青年参考》报记者他这趟纵深内陆行的感悟——在行程中，时刻感受着中国迅速发展的张力，以及各个地区、城市、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多样化生活。

    保时捷、香槟和“棒棒”

    贫富差距是旅途中让马凯内心不能平静的一个发现。

    在贵阳和重庆，他们发现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的人，过的日子却有天壤之别。

    深居内陆的贵州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马凯来到省会贵阳时，看到的是挣扎求生的普通人，和在马路上疾驰而过的豪华车。“不仅是奥迪或者梅赛德斯（奔驰），还有保时捷和兰博基尼，我们看到它们穿梭在充当出租车的三轮车，以及被泥点溅得到处都是的公交车中间。”

    马凯感慨，他在北京也看到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这总能让我想起美国一些矛盾突出的地区”。而在贵州，那些耀武扬威的富人与绝望的穷人之间的巨大差距，却让马凯想起了南非。

    在重庆，马凯遇到一个姓杨的女挑工。她把一袋冬衣从山脚下运到山上的商店，摆在货架上，可以挣到5元钱。还有二十几个人和她做着同样的“工作”，她要眼疾手快才能获得机会。

    他还遇到一位姓杨的男人，他是个“棒棒”。他告诉马凯，生意不如去年和前几年好了。他每天能赚5～15美元（约合30~90人民币），除了吃饭和付房租，基本攒不下钱。

    就在不远的地方，重庆的TNT酒吧里人头攒动，那里的客人在享受200美元一瓶的香槟。在那里当DJ的26岁小伙子陈齐鸣（音）说，“现在重庆的夜店里，越来越多人喜欢点香槟。他们想让别人知道‘我有钱，我消费得起’。有一次我看到一位老板一次点了100瓶，旁边一桌的老板马上就要了200瓶。”

    而东部沿海和西部山区的贫富对比就更惊人。马凯说，整个行程中最令他沮丧的，就是在贵州乡村看到的校舍。没有电、没有暖气，而简陋的厕所也是老师带着学生们动手搭建的。

    马凯想起在几年前他曾访问过上海的一些学校，“那里的条件几乎是全世界最好的。相比之下，这里的孩子完全是成长在另一个星球”。

    “翻墙”的公务员和“爱国”的贪官

    马凯回忆，他一行中遇到的普通人，对他们都很友好，特别热情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但在遇到官员时，就会比较麻烦。“加拿大的官员也是一样的。”马凯说着就笑了起来。

    然而在这一行中，他也遇到了两个健谈的官员。在兰州，马凯认识了一位姓鲍的公务员。今年34岁的鲍先生每天从他14层办公室的窗户里，伸出一个空气质量检测仪，并且将结果公布到新浪微博上，以便网友们把他的结果和地方政府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进行对照。

    鲍先生还向马凯展示了他是如何“翻墙”登录脸谱和推特，并且阅读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这一切都是在政府大楼的办公电脑上完成的。马凯觉得，他在鲍先生这样的年轻公务员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

    就在同一天，马凯在当地一家西藏主题酒吧里，遇到了另一位姓马的官员。“他对我很友好，就像鲍先生一样，但我们的谈话内容仅限于中日岛争要不要打仗。”

    来到酒吧后，这位中年官员主动走过来和马凯说话。他提议为加拿大干杯，马凯提议为中国干杯，然后两人开始了交谈。“我们必须武力收回钓鱼岛！”官员为了盖过吵闹的音乐，对着马凯大喊。

    他自称姓马，在山西铁路局工作。当马凯试图和他讲述“重走长征路”的行程时，马先生又将话题转回了中日开战的问题上。“看看我的表！”马先生一边说一边撸起了袖子，露出了一块银色的欧米茄，“我有两亿元，我就是所谓的贪官。但我随时准备为了我的祖国牺牲生命。”

    他的朋友拼命地打算把他拽走，马先生在站起来之前，再次对马凯说“我们一定要武力收复钓鱼岛！”

    与马先生的谈话，让马凯觉得有些郁闷。不完全是因为马先生大胆称自己为“贪官”，更是因为这场关于钓鱼岛的对话。

    马凯说，在整个行程中，他不断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在他们开车行进在四川的大山之间时，还看到了一个硕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钓鱼岛是中国的！”

    据马凯回忆，他去年11月在日本冲绳县感受到的气氛，却截然不同。虽然日本军方人员对于他们所谓的“中国挑衅行为”也很关心，但无论是军方还是人民，与马凯交谈的人无人认为战争会发生。

    就在从成都到兰州的火车上，马凯遇到几个一边喝白酒一边谈论钓鱼岛的男人，他们对武力的热情，让马凯震惊。

    其中一位领子上别着党徽的男人问马凯，他们关于战争的言论是不是吓到他了。马凯老实回答：“是的，因为我近距离地见识过战争，我知道战争是多么的可怕。”话音刚落，那个男人脸上却露出了不信服的表情。

    “这只是我踏上中国行程的开始”

    在和《青年参考》报记者通话时，马凯说，“我到中国已经4年多了，我本该在刚来到中国时，就进行这样的旅行。”

    他告诉记者，这趟行程增加了他对中国的了解，为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看法。这趟“重走长征路”的旅行，是他的主意。

    “多数时间我都待在北京，我想去看看北京以外的人们如何生活。所以这不能是个一次性的旅行，而得是一个长期的行程。”马凯认为，“重走长征路”应被当成一种说法或者一个引子，“只是踏上中国行程的开始”。

    在这一路上，马凯看到了百岁高龄还精神矍铄的说媒人，看到了在毛主席塑像前每日跪拜祈祷的信徒，看到了父母外出打工无人照料的留守儿童。这两位加拿大记者还赶上了春运大潮，目睹了“租个男友回家过年”的新鲜事。

    然而，在这一路上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遇到的普通人。比如生活在大山中热情好客的山胞，兰州街头巷尾的市民，“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受我的采访，让我的工作变得简单得多”。他告诉记者，行程中写就的很多故事，以及完成的一些采访，都源自他在路上偶遇到的机会和灵感。

    一行中，马凯惊异地发现，即使在最偏僻的山沟里，都能收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信号和3G网络，而对网络的监管也无处不在。“今年，中国在庆祝终于有一位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人们能看所欲看，读所欲读，想所欲想，也许会有更多中国人得奖。”他说。

    这一趟“长征”，他们主要的代步工具是火车，而在旅行结束后，马凯感到筋疲力尽。“我难以想象当年红军是如何步行完成长征的。”他感慨道。

    在22天的行程中，他们一共乘坐了9次火车，待在车上的时间从3个小时到22个小时不等，也体会了从硬座车厢到软卧车厢的各种“舒适程度”。

    除了观察车厢和铁路的“硬件建设”，更让马凯感兴趣的，是在车厢里感受到的人间冷暖。他在火车上结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大部分人都对我们很友好，一些人还主动和我们交谈”。

    不过，在从成都到兰州的火车上，马凯和约翰在餐车用餐，马凯想把菜单抄下来，却被警惕的乘务员抢走了。当约翰打算给马凯和他面前的炒鸡蛋合影时，乘警也出面阻止。

    马凯说，列车员“似乎认定我们是被派来搜集信息，同时来检验中国边远地区火车的服务如何，因此警惕性很高”，他们“甚至不允许我们去硬座车厢‘参观’”。

    一位列车员甚至将担任他们新闻助理的中国姑娘叫到一边，要求她不要再向外国人展现“中国的阴暗面”了。他指的就是那些硬座车厢里的人，而马凯一点都不觉得这些乘客是“阴暗面”，“那里有很多正在玩牌的学生，很喜欢和外国人聊天”。    

    马凯十分难忘的一幕，是在重庆火车站遇到了一位在沈阳读大学的女孩。她的祖父母和她同行，他们手里提着鸭蛋、鹅蛋和一包腊肉，这是他们春节走亲戚的礼物。

    马凯和这个女孩用英语聊天，她的祖父母在旁边露出了惊讶和骄傲的表情。这让马凯意识到在过去的两代人时间里，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多么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