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工姐妹花”的生死之约

    惊心动魄的谍报战，将两名美国女特工的人生联系到一起。在获得荣誉的同时，她们也藉此建立起最诚挚的友情，带着对事业的责任感并肩走向生命终点。

    美国弗吉尼亚州雷斯顿市，卡梅隆·格伦康复中心，80岁高龄的珍妮·韦特弗耶到了弥留之际。67岁的仙蒂·格里姆斯坐在床头，送她最亲密的好友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周围来来往往的人并未察觉到，这两位看似普通的老妪，曾是功勋卓著的“特工姐妹花”。在中央情报局任职的日子里，她们曾合力捕获了头号叛徒，“创造了历史”。

    “作为朋友，我亏欠她”

    2012年9月，不断加剧的疼痛让珍妮的左腿丧失了活动能力。仙蒂闻讯，赶忙帮她预约了医生，却被告知：珍妮的大脑中发现了恶性肿瘤，已处于无法治愈的晚期。

    珍妮终生未嫁，膝下无儿无女，仙蒂顺理成章地成了她的临终监护人。直到珍妮在12月29日撒手人寰，仙蒂每天都在她身边悉心照料：帮她把枕头调整到最舒服的位置，帮她数超过20的数字，喂她吃饭——甜点是“头等大事”，布丁必须用鲜奶油制成……

    这位退休女特工最重要的使命，则是为好友大声朗读同事们的祝福。

    “亲爱的珍妮，”一位女同事这样写道，“自从听说了你超凡的职业技能和勇敢精神，你就成了我永远钦佩的榜样。我知道自己加入了一个非常大的组织，这里到处都是你的同事和朋友，他们非常想念你，为你祈祷，希望你尽快恢复健康，更希望你能重返办公室！”

    中情局女发言人詹妮弗·杨伯拉德告诉《华盛顿邮报》，退休前一天，这位负责培训新人的资深专家，还在尽职尽责地向现役和未来的反间谍人员传授“惊人的专业知识”。

    作为回应，珍妮不顾病魔肆虐，坚持着回过一次办公室。那天，她穿着运动鞋和高领毛衣，只能艰难地吐出几个单词与同事们交流。因此，在其余大部分时间里，仙蒂每天往返于康复中心、珍妮居住的公寓和中情局之间，取来一大堆满载心愿的卡片。

    有张用漂亮字体书写的便条，来自一个不便透露名字的神秘人。“我对珍妮说，‘这个很特别，他一定对你评价非常高’，对方高兴地回应，‘他一直对我很好’。”

    “我觉得陪伴她是自己的义务，我无法想象自己不这么做。”好友的遗体火化后，仙蒂告诉记者，“珍妮只会接受我，而作为朋友，我亏欠她。”

    然而，将时钟拨回半个世纪前，两人第一次共事时，这对姐妹花远没有这么投缘。

    合作之初曾多有冲突

    1954年，珍妮从康涅狄格大学毕业，踏进了中情局的大门。

    彼时，性别平等的理念与风险极大的情报活动无缘。在这个男性主导的世界里，珍妮的职业生涯从打字员开始——负责把朝鲜科学家的名字打在一张张小卡片上。中情局放松对女性的限制后，她才得以晋升为苏联情报专家，“一名真正的CIA偶像女郎”。

    13年后，仙蒂也成为秘密战线上的一员。这个姑娘的双亲曾为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服务，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她决心成为一名“完美的间谍”，为国效力。  

    在一间可以俯瞰总部大门的办公室里，珍妮成了仙蒂的顶头上司。她们经由潜伏在苏联的特工那里搜集机密情报，对死对头克格勃的一举一动充满兴趣。她们学会了用暗语交谈，用“哔哔”或“债务人”称呼传奇的双面间谍德米特里·波利考夫，直到他被出卖进而遭到处决。

    彼时，仙蒂22岁，跟珍妮刚入职时一般稚嫩。在这头“初生牛犊”眼里，年近四旬还没有谈婚论嫁的领导俨然是个不解风情的老古板，还总是在工作中吹毛求疵。

    “如果我在珍妮的办公室外跟别人谈话，说笑声音太大，她会立刻站起来把门关上。”回忆起这件事，仙蒂不自觉地露出笑容，“我吓到她了，她对此压根儿不能容忍。”

    其实，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仙蒂也不喜欢讨论家庭、天气、交通等家长里短的话题。尽管对自己要求甚高，对于珍妮过分挑剔的品性，她一度很有些耿耿于怀。

    一次，仙蒂度假回来，发现自己离开期间，珍妮把所有内部谍报的打印稿翻了个遍。

    她紧闭屋门，一点点读完了铺天盖地的一大堆文件；出来时，只冲着仙蒂甩下一句话：“发现了两个拼写错误，你赶紧改正过来。”

    她们的关系在1986年开始发生质变。当时，珍妮被安排调查一桩疑案：为什么那么多为中情局工作的卧底人员纷纷销声匿迹，生死不明？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仙蒂也接到一个“互补性”使命——确保所有新发展的苏联线人平安无事。

    “这就是羁绊的起点，”仙蒂回忆道，“任何从新间谍口中得到的信息，都有可能帮到她，于是，我们逐步确立起了密切的联系。”

    戮力同心，捕获“鼹鼠”

    上世纪80年代，两大阵营跨越铁幕的谍报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拉拢对方的情报人员或政府高官，使之倒戈进而成为为己方服务的双面间谍，是中情局与克格勃乐此不疲的手段。这种内部“问题人员”，则被各自国家的情报部门冠以“鼹鼠”的蔑称。

    1985年，负责国内情报活动的联邦调查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拉拢了两名苏联驻美国的外交人员，然而，这两人不久之后就被调回莫斯科，随即被枪决。紧接着，中情局安插在苏联的间谍也损兵折将，多达十数人。美国政府惊觉，一定是自家出了“内鬼”。

    于是，联邦调查局与中情局携起手来，成立了代号“天光”的专案组，企图找出藏身于美国情报系统内部的“鼹鼠”，珍妮和仙蒂都是负责该案的成员。

    紧张的排查悄无声息地展开。直到1989年，仙蒂所在的调查小组中突然注意到，回国不久的中情局苏联东欧处反间谍科科长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夫妇，生活突然变得奢华起来：他们买了一所价值54万美元的乡村别墅，一辆崭新的捷豹豪华轿车，还用价格昂贵的绸缎装点房屋内墙。除此之外，在之前的几年里，埃姆斯还购入了16万美元的股票，为妻子支付了几万美元的学费，连电话费都花了近3万美元。

    他是从哪儿弄到这么多钱的？埃姆斯家境并不富裕，一年的工资也不到7万美元。不过除此之外，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埃姆斯就是那只“鼹鼠”。

    1991年，珍妮想出了一个点子，让10位调查员依照个人判断，各自将最值得怀疑的对象列成一份名单。仙蒂将埃姆斯列为头号可疑分子，珍妮则将他排在第四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仙蒂的直觉更敏锐。当被《华盛顿邮报》问到是否会向朋友炫耀自己因这件事所收获的“优越感”时，仙蒂答曰，“只有一点点，一点点而已。”

    次年8月，仙蒂又发现了一个细节，为长期停滞不前的搜捕工作提供了突破口——1985年前后，经常有大笔金钱存入埃姆斯的支票账户，金额从5000美元到9000美元不等。巧合的是，这些交易，往往发生在他与苏联武器控制专家塞奇·朱瓦金见面后不久。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埃姆斯几乎没有采取任何伪装手段，他常常利用午餐时间与苏联人完成交易，回家途中顺手把钱存进银行。

    得益于仙蒂的贡献，中情局确定，“埃姆斯就是那个该死的间谍”。他们顺藤摸瓜，布下天罗地网，终于在1994年的总统纪念日当天，将埃姆斯逮捕归案。

    那天，两个在战斗中建立起亲密友谊的女人，跟同事们一起畅饮香槟。

    再也无法完成的回忆录

    令外界遗憾的是，直到珍妮病倒，两人合著的、关于埃姆斯案的回忆录还未封笔。

    撰写这部名为《背叛的轮回》（Circle of Treason）的著作的想法，发轫于2003年。接下来的日日夜夜里，她们分别撰写自己的章节，然后为对方编辑。为此，她们还与中情局的出版审查委员会斗智斗勇，成功说服对方，保留了与殉职的美国特工相关的丰富细节。目睹了无数次生存与死亡，她们坚信，逝者的故事应该被讲出来，之后被铭记。

    这对姐妹花有一成不变的传统：每天晚上都给对方打电话，玩智力竞猜游戏“最后的冒险”（Final Jeopardy!），比赛看谁能先回答正确，这是她们维系友情的“秘密纽带”。每隔一个月，她们还会在附近的意大利餐厅碰头。日复一日，珍妮也学会了放松下来讲闲话。

    “我们谈到了孩子，假期，但话题始终没有触及政治。”按照仙蒂的说法，惟一的禁区，就是珍妮当年在领导任上具体负责过什么。仙蒂不问，珍妮则连一星半点的暗示都不会透露。

    岁月是无情的杀手。获悉自己时日无多，病榻上的珍妮向仙蒂口述了遗嘱：不土葬，不办葬礼，只要简简单单的火化；不要把骨灰撒到任何地方，也不要发讣告。

    这样的要求让仙蒂黯然神伤。为了让挚友振作起来，去年10月，她曾经把未完成的回忆录的部分复印件带到医院，希望珍妮追忆起往昔的辉煌。

    “她只是说‘把它拿走’。”仙蒂有些追悔莫及，“我当时一定是脑子短路了。我早该知道，如果她不能继续亲身参与其中（写作回忆录），必然会很生气。”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珍妮走近生命终点，她们始终对搜捕“鼹鼠”的内情绝口不提。“我们真的不会讨论任何已完成的事，”仙蒂说，“埃姆斯案不再是工作的一部分了。”

    将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封存，直至带着它走入坟墓，是两个女人心照不宣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