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式“打虎”

    总统的胞兄受审并被判入狱，这既是一桩政治丑闻，又是韩国宪政进步的征兆。腐败，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腐败处于“关系”的遮蔽之下，这样的腐败将如同癌细胞一样难以遏止。

    1月24日，韩国现任总统李明博之胞兄李相得因受贿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并偿还7.5亿韩元的非法资金”。这是韩国历史上首次在任总统的胞兄被判有罪。韩国检方将“打虎”的目标对准了在任总统的亲属，可以算作一大进步。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韩国民主选举进入常规化，与此同时，韩国总统卸任之后受到审判几乎是无法绕开的怪圈。1988年新宪法颁布实施以来，韩国的民主转型已经进行了30多年，高官落马成为一道风景线，前总统卢武铉因为贪腐弊案事发而跳崖自杀，而今现任总统李明博的儿子、胞兄都受到检方的调查。反腐败不仅要打过气的老虎，还要打真老虎，唯有如此，将权力关到笼子里才不仅是一句承诺。

    去年，李相得接受贿赂一事被揭露出来，李明博为此向韩国民众公开道歉。因自己的亲属受贿而向国民道歉，几乎成了韩国总统的“分内之事”，曾经为韩国民主而坐牢的金大中总统虽然洁身自好，但是自己周围的亲属几乎全部陷入了贪腐的陷阱之中。金大中向国人承诺，自己的亲属不会得到额外的宽恕。韩国的总统们反腐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为什么每每无法逃脱贪腐弊案的宿命呢？

    韩国经济在军人总统朴正熙当政期间快速崛起，政府主导之下的经济发展，使官商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清，这几乎也是东亚国家的一大特色。韩国民主化转型之后，政府与市场之间需要划定边界，曾经的灰色地带便成为腐败的高发区。总统的亲属们成为商人重点关注对象，通过层层“关系”可以获得“关照”，李相得的“受贿”有一部分便是以“咨询费”的形式获得。

    另外，韩国的经济奇迹与财阀经济息息相关，财阀经济模式并没有随着民主化转型而消失，换言之，官商一体的模式是韩国腐败高发的根源。民主的转型需要经济模式的变革相匹配，财阀经济与寡头政治之间则具有天然的亲和性。

    而韩国的民主转型缺少稳固的政党制度进行支撑，没有强大的反对党，选举往往围绕具有影响力的政客展开，政坛黑马意味着选举还没有进入常态化。没有稳定的政党制度，政治资金的使用就存在很大的灵活性，为商贾巨富影响政治进程提供了机会。

    凡此种种都为腐败提供土壤，况且任何制度都存在漏洞，腐败几乎成为各种制度无法摆脱的痼疾。如果一种制度没有自我清理的能力，那么最终会倒坍于腐败的黑洞之中。只有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才能为防范与惩治腐败提供支点。

    1988年宪法规定韩国实行三权分立的体制，这为司法独立创造了制度条件，而韩国的检察官是高官腐败的克星，自独立调查卢泰愚贪腐案以来，检察官独立自主已经成为职业传统。金泳三当政期间，韩国强力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推行金融实名制，力图阻断贪腐的制度漏洞。

    不过，财产申报或者金融实名制是一种事前防范，还需要独立的司法调查与审判作为事后惩治的手段。贪腐之毒需要综合性的手段才会得以遏制。李明博胞兄受审意味着韩国反腐败已经制度化，权力的分立消除了权力绝对化的倾向。李相得虽然贵为总统的胞兄，但他只能通过上诉来表达自己对判决的不满，而不可能借助总统弟弟之手干预司法过程。

    经过20多年的演变，韩国的民主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总统直接参与贪腐的概率不断下降，涉及的金额在变小。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也认识到，贪腐是人性贪婪的表现，也是人性中难以根除的因素，因此，没有贪腐的社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资格憧憬政治清廉的社会，官员财产公开、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等构成了一套反对腐败的制度牢笼，唯有将有权之人置于笼中，时时监督，才可能驯服权力。腐败源于权力的僭越，换言之，当权力场没有规则的限制之时，腐败便成了无可避免的结果。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基于法治之上的财产权，而政治的清明也需要法治，依法治权，才可能遏制贪腐。

    总统的胞兄受审并被判入狱，这既是一桩政治丑闻，又是韩国宪政进步的征兆。腐败，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腐败处于“关系”的遮蔽之下，这样的腐败将如同癌细胞一样难以遏止。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经济的起飞并持续高速增长并非易事，要在一个国家中实现财富与资源的公平正义的分配更是难事，而公平的分配需要驯服权力。李相得受审与上诉说明韩国人慢慢学会了驯服权力的技术，踏上了构建清廉政治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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