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欧洲音乐带到平壤

    “城里有什么我们不方便去的地方吗？” 

    去平壤旅行，趁早提出这样的问题比较明智。我就问了德朝友好协会负责安排旅程的联络人。“没有。”“但是……就在平壤溜达可以吗？我是说没人陪着……”“当然，有什么不可以？” 

    我震惊了。他们仅有的建议是避免去火车站，也不要拍摄军事建筑。 

    我和管弦乐团此次来平壤，是为给音乐舞蹈学院的学生开研讨会，顺带着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5天后办个联合音乐会。 

    我来过平壤5次，但很快就发现所有事情都不一样了。之前来的时候，不管走到哪儿，大部分时间都要有官员和翻译陪着，现在私人交流上的限制没有了。 

    我发现现在的平壤和2006年时迥然不同：商店多了，街上的行人也多了。大批中国旅行团涌入饭馆和酒店大厅。有电的地方也多了起来，翻修和新建的建筑也比比皆是。 

    这些都让人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就我来说，多少还有点怀念前几次那种强烈的孤寂感。走在宽阔空旷的街道上，突然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寂静的口袋之中。城市的一块块区域时而死寂，时而苏醒，它们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不稳定的电力供应。

    我并不是很喜欢朝鲜适应西方消费社会那些乱糟糟东西的想法，比如我们的广告、交通什么的，不过能提升生活标准的事物还是要提倡，这里普通民众的物质商品、暖气以及电力供应，都太贫乏了。 

    这次旅程中，一个崭新的、让人觉得更轻松的平壤，不止一次展现在我眼前。

    举个例子，一天晚上，乐团在德国大使馆参加一个特别接待会。刚到大使馆，我们就看见大概60位教师和官员在大使馆外向我们问好。朝鲜人聚集在外国大使馆外，这样的事在几年前是不可能的。 

    10年前我第一次来时，和别人说话至少得提到一次“亲爱的领袖”，朝鲜人无比渴望向伟大领袖表忠心。但这次，我们在这整一周时间只提到过领袖一次，参观大学时引用了金日成的话，大意是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教育和才华结合的产物。 

    金日成的孙子就是新的至高领袖金正恩。目前他的画像还没被贴满大街小巷，这点挺明显的。他爸爸和爷爷的巨幅海报贴满了整个城市，一刻不停地俯视着平壤，但是他的却没有，也许到时候也会有的。 

    一开始我的乐团成员还是对周遭的事物疑虑重重。有人跑来对我说：”我们走到哪儿，都有人看我们，还有人站在路灯下假装看书。“ 

    我就告诉他们，虽然他们确实让朝鲜人很好奇，不过这个城市确实有在路灯下看书和学习的传统。因为普通人家里没有电，他们想看书就没得选。 

    总之，乐团成员对新环境适应得还挺快。他们发现平壤居民面临的困难，比如没有供暖，水供应不足，音乐家们所需的物资也不足。 

    朝鲜音乐家痴迷于保留曲目，20世纪的音乐对他们来说都是未知领域，所以我们带去了一部卢托斯拉夫斯基的作品，老人家明年就是百岁寿辰了。另外我们还带来了一部250年前的作品——《第94号交响曲》。 

    我们到的当天，学生们就连夜誊写出他们负责的部分，之前每次我来，他们也都这么做。之前带来的曲子是现在学生的课程，比如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和斯特拉文斯基。 

    2005年我在平壤时，与合作的年轻指挥家分享了一个关于“音乐中的对话”的想法。我想让他们理解，想要一窥事物全貌有两种办法——你们称之为“积极和消极，阴和阳”，我称之为“对称和改变”。

    比如，在重复一个主题时，你必须让它听起来不一样，第一次要尖锐刺耳，第二次就要柔和忧郁。当指挥时，你的双手必须做出不一样的指示。我以为思想狭隘社会的成员理解不了，但他们做到了。 

    在日本和中国时，我常见到指挥家试图绝对掌控乐团，但在朝鲜，我没发现。 

    我的乐团成员忘了所有规定好的彩排时间，凭借着不专业的指挥手势和我传授的经验，夜以继日地出现在朝鲜音乐家面前，帮助他们准备音乐会。

    音乐会安排在一个崭新的音乐厅。当天大厅座无虚席，电视台也来人了。朝鲜乐手们看起来非常紧张。 

    除了西方音乐，我们还演奏了两首朝鲜歌曲，乐手在一旁用传统朝鲜乐器伴奏，这种巨大的竹笛叫做“大琴”，音色会因吹奏者个性不同而不同。当那种音色融合在西方管弦乐里，影响是压倒性的。

    作为一个指挥家，我的工作就是要让这种旋律在每一场音乐会飘荡，而在朝鲜的指挥感受即便是离开后，也在我心头久久萦绕。

    有人问我：“你怎么能去那么穷的国家，就为了演奏交响乐？”但音乐是人最基本的需求。生活越艰难，音乐越重要。

    毕竟，文化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关乎我们如何对待彼此。这些东西在欧洲音乐厅却太容易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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