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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的泛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文书是如何被传阅、复制并发挥其影响力的？如今，这在美国成了一门逐渐热络的学问。
复印技术促进公民知情权
自从1971年面世以来，《五角大楼文件》经受了来自历史、政治、法律和伦理等方面的、任何可能的检验。但是，在纽约州立大学的语言和媒体研究者丽萨·吉特尔曼看来，对于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当年大量泄露有关越南战争的绝密资料这件事，至少有一方面是学者们之前忽略了的：首先，技术使他可以复印文件；然后，经过媒体“复印再复印”。
吉特尔曼女士正在写一本书，其中有一章是关于艾尔斯伯格如何对复印技术着迷的，他甚至把自己的孩子们发展成小助手，这种做法看起来和自己开出版社差不多。
“在一般人看来，复印不过是随便地翻版什么东西，但在那种环境下，艾尔斯伯格确实是通过复印来表达自己的理想。”《五角大楼文件》是个里程碑——不论从推动反战运动还是拓展公民知情权来说都是如此，“复印革命”，让公民能达到以往从来不敢企及的目的。
吉特尔曼观察问题的角度有点儿偏，但它代表了被称为“文书研究”的细分学科的浮现。截至目前，还没有学术期刊或会议对此进行专题探讨，但在历史学、人类学、文学和传媒领域，一群联系松散的学者正在重新审视办公室备忘录、政府文件和公司记录——不是研究其内容，而是研究它们怎样被传阅，以及传阅行为本身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国大革命让办公桌杂乱？
诚如纽约大学历史学家、《写作的恶魔：文书的力量与失败》（Zone Books出版社出版）一书作者本·卡夫卡所言，学者们“试图看穿文书”，并“越来越多地审视文书”。
如果说文书研究界有个非正式的领袖和理论导师，这个位置非卡夫卡莫属。在《写作的恶魔》中，他展示了人类与文书古怪而纠结的历史，称这种关系统治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的生活平添了不少麻烦。现代官僚主义的兴起，是社会学和政治学范畴内已被广泛讨论并接受的问题，而且，当代官僚主义经常被描述为“越来越有规则和合理性”。但在卡夫卡眼里，与官僚体系紧密相关的文书是毫无头绪的存在，至少是越发混乱的。
卡夫卡的观点，很容易得到上班族们的共鸣——方寸大小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是对无纸化办公室这个乌托邦式许诺的反讽。卡夫卡研究现代文书工作的起源，一直追溯到公民要求政府充分解释权利而催生的《人权宣言》；正是在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发表后，文书空前增多，随之而来的还有对“生产”文书的职员们的取笑、牢骚和指责。
《写作的恶魔》收纳了马克思、弗洛伊德、托克维尔和吉姆·亨森等典型人物的见解。在为IBM的早期文字处理软件制作促销视频时，亨森直言，文字处理软件是“另一次文书大爆炸”。卡夫卡博古通今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纽约书评》前不久撰文质疑“法国大革命使办公桌杂乱”这个观点，但也承认卡夫卡“创造了一些新概念”。
“纸化”生活的方便与不便
东北大学“媒介和银幕研究”课题组成员克雷格·罗伯逊，最近打算写写档案柜的历史。他说，这个创意是在推介自己的前一本书《美国的护照》时产生的。1909年，美国国务院引进了采用十进制的垂直文书管理系统，代替难以查阅的装订卷册。罗伯逊描述道，“我一直在为这套系统的先进而着迷，你一下子就可以找到需要的信息。”
罗伯逊指出，20世纪早期的办公室开始设立分类目录，它由很多按字母排序的标签组成。他还建议，有条件的学校不妨开设数百小时的专门课程，详细地讲述精致的文书管理体系。“文件之间如何建立相互联系，是未来的学者仍有必要掌握的一项技能。”
罗伯逊把档案柜和护照的出现，看成20世纪日常生活“纸化”的重要表征。在这一阶段，个人的很多身份证明都得经过“纸化”才能有所保证，有时，纸质证件本身是否合乎规格甚至比结果重要。他曾在《美国的护照》中提到一个倒霉的丹麦人，因为相貌与照片对不上，这家伙处处碰壁，直到他刮掉好不容易蓄起来的美髯，噩运才算告一段落。
控制文件流动也包藏玄机
纸质文书的普及，也为外界观察政府政策的实际运作情况提供了窗口。密歇根大学教授马修·哈尔开设了非正式的“文书诊所”，藉此向后辈传授如何从文本中找出玄机的技巧。在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纸政府》中，哈尔以巴基斯坦为例，拷问了过度增长的文书对民主政治的正反面影响，“有时，控制文件的流动，就控制了问题的曝光。”
控制文件还能控制现金流：这部书提到，上世纪90年代，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的丈夫扎尔达里，被曝通过附在原始文件上的便利贴进行不法商业交易。
文书在官僚体系中的作用，就好像神经中的电信号。拿本·卡夫卡笔下的典型人物查尔斯·希·拉布西埃尔——法国政府的一名文员来说，1794年，通过在公共澡堂里销毁（另一个版本是吃掉）相关文书，他使数百人免于被送上断头台。
至于丽萨·吉特尔曼女士，在艾尔斯伯格的作品里发现了一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东西；她注意到，五角大楼文件里有不少下属向上司隐瞒的、“以防万一”的材料。吉特尔曼表示，“类似的复印件在PDF文档、维基解密和数字科技充斥的当下未必会掀起大浪，只会增加流行于正式出版物世界之外的、抗拒官方控制的反官僚主义‘灰色文学’。”
卡夫卡总结道，即使文件数字化，“文书”这个词引发的挫败感仍然很难消散。“如果文书理顺了，经营一个组织会很容易。为什么很少有人能清楚无误地理解并贯彻这一点呢？”
□美国《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