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性革命”

    一般认为，中国正经历性革命的阵痛，其民众摆脱了压抑儒家价值观的束缚，开始了大尺度开放。从北美报纸的标题来看的话，这种转变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不久即变得如火如荼。“性革命在中国不受欢迎（1981年）”，仅仅10年之后，就变成了“性革命来到中国”，到2010年，则是“18次狂欢之后，中国交换性伴侣者锒铛入狱”。其结果，正如不久前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部一语双关的纪录片——“中国版的60年代革命——关于荷尔蒙”。

    不过，中国政府继续对色情和淫秽发起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同性恋群体现在基本上有了更多自由和空间，但他们往往对家人和朋友保守秘密，相当多的人选择与异性结婚。越来越多年轻人有过婚前性行为，但传统观念仍然顽固。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女人赶在结婚日前，把处女膜修补上。

    理查德·伯格的《红门背后：性在中国》一书就探索了这些矛盾，显示欲望与拘谨、开放与压抑、下流与端庄如何在中国共存。但该书最大的力量在于为中国刻画了一个独特故事——说明把中国性革命与西方60年代性革命相比，实属误导。与其说中国卸下历史束缚，不如说他们是重新发现自己国家的过去。这个过去就包括令西方汗颜的性开放。例如，公元前4世纪的孟子就曾有一句名言：“食色，性也。”

    到19世纪下半叶，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价值观渗入中国。此后，中国社会才变得极端拘谨。先是清朝统治者把通奸列为重罪，该受鞭打、囚禁或流放的惩罚，接着是“辛亥革命”成立的新共和国早期领导人，继续采取压制的方式。1949年后，毛泽东将这种方式带到新的高度，取消了妓院，下令民众穿中性服装。

    到邓小平发动经济改革时，性开放随之而来，放荡的生活方式重新被斥为西方“精神污染”。政府最初对艾滋病的立场是，这是外国人带入中国的疾病。同性恋也遭到类似对待。

    随着中国人接受他们重新发现的性自由，说“淫荡是舶来品”的说法，越来越难以服众。从1993年起，政府允许设立性商店。第一家“亚当与夏娃”商店设立于北京，其店员穿着白大褂，为有性问题的顾客提供建议。

    今天，据称中国已有20万家性商店，干鹿鞭和其他传统药材，逼真的性玩具和法国女仆装，被摆上了柜台。现在全世界大约70%的性玩具产自中国工厂——每年的广州全国性文化节，公众都会注意到这一巨大成就。

    甚至向来沉闷国家媒体的编辑们都意识到性是卖点。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网站已连续多年刊登那种只能在西方小报上看到的照片，比如比基尼全球小姐、选美比赛等。

    美国《沙龙》在线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