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崛起与大外交

    2012年12月21日，世界安然无事，玛雅人的“末日”预言并没有成真。如果“末日”只是一种轮回的暗喻的话，2012年代表着一种时代的转换，是新纪元的开始。2012年的世界，无论和平的还是暴力的，经历了一次权力的大换班。中国崛起也日渐成为事实，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中国需要多层面的外交向世界说明自己，让世界接受自己，最终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

    2012：权力大转移

    2012年是全球的大选年、换班年，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有4个国家在今年换届，除了奥巴马成功连任之外，其他三国都经历了权力的转移。此外，韩国、日本等国也经历了权力的更替。国内权力的有序转移与交接，不仅是国内政治的核心议题，也极大地影响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

    国内的权力的转移是显性的，国际间权力转移则是隐性的。国际权力的转移往往是格局的变化，各种层出不穷的矛盾与纠纷，往往是权力转移的征候。

    而外交是内政的投射，外交不仅服务于国家利益，也要服务于国内政治的稳定。各国在进行权力交接的敏感时刻，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外交方式，以此避免外交纠纷蔓延到国内。在全球主要大国都要进行权力更替的时刻，大国外交显得更加谨慎或者“平庸”。正因为如此，2012年的国际局势稍显平静，大国干预的兴趣与能力不足。

    起源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经过4年多的沉淀而慢慢尘埃落定。欧债危机在2012年年末趋于平静，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拯救欧元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美联储则在纠结如何将失业率降至6.5%。全球经济权力的转移已经成为常态，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在2012年有所回落，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依然算得上“高速”。

    权力的转移让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具有“深度”，从贸易领域向产业领域转移。

    随着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推进，人民币汇率趋于均衡，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度回落，美国财长盖特纳关注的议题，已经从人民币汇率问题，转移到中国国有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了，这一点在本年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盖特纳希望中国的国有企业像商业企业一样参与国际竞争，同时为中国的民营企业“鸣不平”，盖特纳关注的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以及竞争问题。换言之，中美竞争已经从贸易领域转移到企业竞争力的领域。

    2012年下半年，中国的几家大型民营企业在美国纷纷遇阻，三一重工的风电项目被强令停止执行，理由是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大型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中兴即便参加了美国国会听证会，也没有赢得足够的“信赖”，在美国的带动下，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对华为、中兴进入本国市场设置障碍。

    国家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军事领域，更体现于经济领域，而企业的竞争力则代表了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水平。中国大型企业在美国遇阻，足以说明中国企业的快速崛起已经挑战了既有的产业格局。权力的转移需要各种主体来负载，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企业也是外交的主体，更是实力的象征。

    在地缘经济方面的竞争，更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一种规则与话语权的较量。对中国企业而言，走出国门不仅意味着商机和利润，也负载着责任。资本全球化也意味着规则的全球化， 中国企业是全球化的后来者，需要接受、熟悉与运用国际规则与惯例，在盈利的同时为东道国所接受。在这方面，中国企业刚刚迈出第一步，中海油大手笔收购加拿大的尼克森石油公司便是例证，与几年前收购优尼科铩羽而归相比，中海油积累了更多的国际商业惯例与经验，这是无形的财富。

    权力的转移也体现在地区一体化主导权的争夺方面。中美竞赛更多的体现于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谁有更多的朋友谁就是主宰者。自2010年美国提出“重返东亚”以来，美国回归东亚可谓“多管齐下”，在军事上强化美国与东亚国家的双边同盟关系，在经济上以TPP对抗东亚经济一体化。2012年中国东部沿海风波不断，中菲黄岩岛对峙、中日钓鱼岛争端，在岛屿争端的背后都有美国的“魅影”。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缺少经济实力的支撑，在11月的东亚峰会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如期举行，东盟则提出了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在2015年实现零关税。

    权力转移从经济领域开始，中美如此，中日也是如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权力的转移不仅在国家之间，还在于国家与企业等其他行为体之间。中国的经济外交在2012年得以彰显，这也是国家软实力构建的重要一环。

    大外交：多管齐下

    基辛格博士的大作被翻译成《大外交》，而其中的内容多半是秘密外交，尤其是基辛格个人外交风格。这还是一种“小外交”，基辛格本人是19世纪欧洲经典“均势”的推崇者，将梅特涅的外交手法运用到当代，从而扭转了美国在冷战中的被动，实现了全球层面的战略互动，其中最为经典的是基辛格秘密访华， 四两拨千斤。在大众媒体时代，秘密外交已经不合时宜，大外交需要多管齐下，实现多种外交渠道的良性互动。

    主权国家依然是最高权威的代表，但是主权多元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跨国公司、NGO、网络社团组织等都可以成为外交的主体。正是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公共外交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同时也成为公共外交的主体。三一重工在美国投资受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阻击，该机构是专门审查外资进入美国的机构。CFIUS关注的是外资对美国安全造成的潜在危害，此外还关注外资企业与母国政府的关系，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即便如此，这一机构也不享有法外之权，三一重工从美国法律入手，将CFIUS与奥巴马一起告上法庭。无论成败，都代表着中国企业在外交、国际规则意识方面的崛起。

    中兴、华为的高管前往美国国会进行听证会，向美方说明企业的产权机构以及治理方式，以期消弭美国国会对中国民企的不信任。发达国家不仅提供了庞大的市场，还有一流的管理与技术，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而言，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是必由之路。跨出国门的企业需要遵守东道国的法律以及社会习俗，在内外互动过程中，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国际接轨。

    中国企业大手笔的并购，往往受到东道国政府的阻挠，中国企业通过收购部分股权，在海外投资方面还是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随着国内重化工业周期的结束，利润率下降，投资海外成为备选方案。一些在非洲开采资源的中国工人频频受到攻击，这也提出了一个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问题。

    除了像2011年利比亚撤侨的行动之外，中国企业、中国公民熟悉东道国政治经济形势与社会风俗，在充分评估政治经济风险之后再进行投资，毕竟海外也并非黄金遍地。配合中国资本国际化的潮流，中国外交部也在提供海外风险的“预告”。这些都意味着，外交的含义与功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外交意味着领域扩展，功能分化，结构重组，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全外交”格局。

    经济实力的增强是中国外交的底气与王牌所在，大外交不仅包括大国之间的良性互动，还包括国际规则构建的能力。2012年中国周边形势的震荡折射出一个问题，中国努力在构建周边的经济贸易合作框架，但是在地区安全框架上却没有取得相应的进展。中国与东亚国家经济合作，规定了美国“重返东亚”的限度，而美国与东亚国家的军事同盟体系则限制了中国崛起的脚步。安全与经济的二元分立，使中国外交频频陷入“救火”的怪圈。

    2012年，中国外交经受住了周边外交震荡的考验，还需要开发出更多的对话与沟通的手段，向世界说明中国和平发展的意愿与诚意。中国崛起除了军事、经济实力的提升之外，还有外交能力的发展；中国崛起也意味着利益的全球化，管控风险、拓展利益不仅需要外交职能部门的参与，更需要各个利益主体积极有为。

    大国崛起需要大外交的配合，而大外交理念的兴起，本身就是大国崛起的题中之义。2012“末日论”之后，世界权力经历着代际更替、国别转移以及权力主体多元化三重转型，大外交的时代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