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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与农业生产是詹姆斯·C·司各特学术研究的基点。因为亲自参与生产实践，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和论述，往往比同行们更深刻、更生动。
詹姆斯·C·司各特的农庄位于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村里，占地46英亩，里面养着一群下蛋的母鸡、两头高原牛和一窝蜜蜂。但是，别以为司各特是那种土得掉渣的乡绅。对这位学者而言，位于纽黑文（编注：美国康涅狄格州中南部港市）东北方20英里处的农庄，既是缓解压力的好去处，更承载着他在50年职业生涯中极力捍卫的、弥足珍贵的乡土文化。
12月2日，司各特度过了76岁生日，在1826年就已建成的农舍客厅里接受采访时，我们面对面坐在用蒙特代羊毛铺就的摇椅上——那些羊毛是他从自己养的牲口身上剪下的。“我为懂得剪羊毛而自豪，那是一种丝毫不逊于任何其他事情能带来的自豪感。我在学术方面之所以做得比别人好一些，部分是因为有特别的方式可供消遣。”
为“无政府主义”赋予新内涵
司各特在新书《为无政府主义欢呼两声》中以“平庸的农夫”自称，其学术成就却令人瞩目。他是美国科学与艺术学会会员，耶鲁大学农业研究计划发起人，还是“抵抗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司各特独辟蹊径，当多数社会学家热衷于从以往的研究中‘鸡蛋里挑骨头’时，他总是从现实世界入手。”部分同事认为，司各特颇有上古隐士之风，功成名就，却在一亩三分地里自得其乐；还有人说他像马克思·韦伯，把社会科学的顿悟与大范围的历史伸展结合起来，并警告大众：不要把太多的信仰元素强加到理论中去。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为无政府主义欢呼两声》，含脚注只有149页。这本书重现了他之前29本著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秉持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瞥”的观察角度。
在美国公众看来，无政府主义者和扔炸弹的激进分子基本等同。不过，从司各特的“一瞥”可知，无政府主义原则随时随地隐藏在我们身边，无论是走路不遵守交通规则，还是针对官方学术能力评估的异议，或是装配流水线上的消极怠工……司各特称，日常生活中“抵抗精英们制定的规则”的所有行动，都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
“我认为国家不会消灭。重要的是抑制它——通过违法或破坏的方式，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对民主政治的进化一直很重要。”他接着告诉我，《人权宣言》或《人权法案》对平等的保障，是“国家的成就，但也是在国家的庙堂里耍着枪杆子才能取得的”。
前段时间，左翼作家马尔科姆·哈里斯在《洛杉矶书评》上抨击司各特，说他是披着“无政府主义外衣”的右派自由主义者。另一方面，有财经类网站赞扬司各特，指其给“领导者和经理人”上了关于“有创造性的毁坏”以及“权力与监督”的作用的精彩一课。
做农活：既为休闲，也为学术
司各特曾以“天然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又强调，家庭实业和其它“小地产”是反对国家权力的重要缓冲器。说到这儿，他开怀大笑，谈起了自己“务农”的光荣历史。
司各特的父母都是费城“教友派”基督教会的信徒。20世纪70年代，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他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看起来是那种普通的左翼青年学者。
不久之后，他做出了让朋友们大跌眼镜的决定——举家搬迁到马来西亚的乡下，做了两年农活。好些人劝他，对他这样的学术新星来说，类似举动无异于“自毁前程”。可又有谁能料到，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写就了《弱者的武器》，该书探索了农民和其他无权者的抵抗方法——不正面冲突，而是阻碍中央集权国家的控制，该书迅速被业内同仁奉为圣经。
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像个国家那样看》，则从另一端去审视国家权力的局限性。通过对18世纪德国造林运动和上世纪70年代坦桑尼亚“村有化”等多彩的实例加以分析，司各特得出结论：社会工程如果忽视当地风俗，即便野心再大也注定要失败。
在公众舆论里，人们经常把司各特当成人类学家，因为他说过：“人类学家在社会实践中，倾向于尽可能地减少偏见；而政治学家不同，政治学家是带着问卷进入社会的。”
现在，司各特正自学缅甸语，不时给一个研修班讲授主题为“政治和河流生态”的课；同时，他还在为写一本关于“动植物驯化的悠久历史”的新书展开研究。
每当情绪高涨，司各特便邀请访客去摇摇晃晃的鸡圈前拾鸡蛋。“我喜欢养动物，”他说，“暂且把高深的思想抛在一边，做些劳动筋骨的事情挺有好处的。”
□美国《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