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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在中南海主政10年后，胡锦涛主席在经济方面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美国道琼斯新闻社制作了多张图表，为读者一一梳理。
对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来说，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经济以足够快的速度增长，从而能够支撑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从这方面看，即将离任的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在过去10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就业率维持在高位、中共统治得到了保障。
同时，有越来越多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存在种种疲态：出口和房地产行业面临巨大压力；民营企业家被挤出市场；不平等和腐败现象激增。
增长的10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胡锦涛在位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10%。由于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赢得世界喝彩。中国经济增速和就业率在危机发生后，仍维持在正常轨道上，并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
快速增长的经济令中国一跃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令中国市场成为全球各企业的目标，使中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中得以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民众也受益于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生活水平大幅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按购买力衡量的中国人均GDP水平从2002年的2800美元，增至2012年预估的9100美元，增幅达两倍多。
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毅然决然地把中国带出贫穷国家的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群体。
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回报率递减
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迅速增长，推高了中国经济产出，中国政府也因此受益。
过去10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增加了数千万人。这提高了生产力，使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进而极大提高了出口竞争力。联合国预测显示，未来10年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将见顶，并开始减少。
10年前，中国工厂缺少生产产品的机器设备，城市缺少将产品运至市场所需的道路和铁路。甚至是在2012年，中国资本存量仍远低于美国水平。
日本一桥大学中国数据研究专家、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中国经济与企业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伍晓鹰估计，从2001年至2010年，中国每增加一个单位资本，能增加0.13个单位产出，单位产出量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0.17和80年代高点时的0.24。
2009年至2010年，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大幅增加的放贷，也损害了未来经济增长前景。据《华尔街日报》估计，未偿贷款与GDP之比从2002年的约116%升至2011年的172%。要想降低这个比率，需要将信贷增速降至名义GDP的增速以下。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不能依靠大规模放贷，来支持经济增长。
增长驱动力减缓
中国经济保持10年快速增长，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纪录。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令中国迎来了一个出口繁荣期。从2002年至2007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接近30%。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其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超过10%，中国出口进一步扩张的空间也变得有限。不断上升的工资水平和不断升值的人民币，均削弱了中国出口竞争力。
温州男杰剃须刀厂负责人陈朱南说，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业迅速蓬勃发展。温州的生意非常红火。
“现在情况就没有那么好了。”陈朱南说，2007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出口行业生意不错，但2007年后情况越来越糟。特别是今年，生意真的非常难做。2012年头十个月出口增速同比回落至7.8%的水平。
房地产行业走上了一条类似的道路。1998年，随着中国城市中的工厂宿舍和破旧住房升级为现代公寓，政府开始放开房地产市场，启动逾10年之久的建设狂潮。
从2002年至2010年，新建住宅施工面积以每年平均17%的速度增长，房地产成为推动内需的最重要行业。但随着飙升的房价与百姓收入脱节，政府被迫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以遏制购房需求。
其结果是，供应过剩使中国城市周边出现大量无人居住的地区，市区里留下很多烂尾楼。2012年前10个月，新建住宅施工面积同比下降了12.7%。
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改革中国臃肿而不赚钱的国有企业，关闭了成千上万家低效企业。这为私营企业的繁荣发展创造空间，为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
在胡锦涛主政时期，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大型国有企业。虽然国企在企业总数中所占比重持续下滑，2011年降至5%，但由于国企仍在经济制高点占有主导地位，其产出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26%。
贫富差距和腐败加剧社会动荡
中国将和谐发展——即更公平地分享财富不断增长带来的好处，作为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中国贫富差距已扩大到令人担忧的水平。学术调查显示，中国的分配不公已达到拉美国家的水平。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城市居民中收入最高10%的那部分人，每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3.9万元人民币，比普通收入者高出6倍，比收入最低10%的那部分人高出24倍。
政府缓步改革
胡锦涛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最大成就，是改善了公共服务和福利供给。2011年教育支出占GDP的4%，高于2002年的2.2%。医疗、养老保险范围扩大，而取消农业税有助于提高中国6.5亿农村人口的收入。
在金融行业，四大国有银行上市，在它们的贷款决策之中加入市场约束的元素。作为经济再平衡关键工具的利率，也已部分自由化，这意味着家庭储户的回报率提高，这是朝着增加收入、提振消费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同为再平衡工具的汇率也已自由化。人民币从2005年与美元脱钩以来，已相对美元升值31%。2012年，人民币波动区间扩大，让市场对其走势有了更大决定权。
人民币走强从一个方面降低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失衡，2011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已从2007年10.1%的高位，降至2.8%。
劳动力供应的减少，带来工资的快速上涨。来自江西省的40岁农民工刘兴顺（音）目前在深圳一家家具厂工作。他说，2000年他一个月工资约1000元人民币，现在一个月能挣4000～5000元。
工资上涨对于推动中国家庭消费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改革议程中的关键元素仍然未解，比如放开经济中被政府控制的行业，引入竞争，又如强化农民土地权利，改革不公正的城乡户籍制度等。
有迹象显示再平衡正在进行
目前，一些初步迹象表明，人们等待已久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可能终于开始了。
家庭消费占GDP比重从2002年的44%降至2010年的34.9%，远低于美国或亚洲邻国的水平。2011年又小幅升至35.4%。按国际标准和历史标准衡量，这个比例仍非常低，但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变动。
2012年，家庭收入的增长超过GDP增长。家庭收入占GDP比例的增加，这样消费者可以拿更多钱去购物，这是再平衡的核心所在。
这些变化到底是投资、出口暂缓之际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这个趋势的开始，目前仍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