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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维托尔德·皮莱斯基或许是惟一一名主动走进奥斯维辛的囚犯。从抵抗战士到“间谍”再到民族英雄，他波澜起伏的人生历程，被掩埋近半个世纪后才广为人知。
名为《超越勇敢：自愿走进奥斯维辛》的传记近日在波兰、英国及美国同步上市。一段被掩埋近半个世纪的传奇，也得以重见天日，并在大西洋两岸引起广泛关注。
二战期间，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堪称人间地狱，约150万人在此失去了生命。受制于纳粹德国严密的信息封锁，外界对这台“死亡机器”的运作情况不甚了解。就在同盟国方面为此彷徨时，一名军人出身的波兰抵抗组织成员毛遂自荐，要求打入奥斯维辛内部搜集情报。这位自愿去“鬼门关”走一遭的故事主人公，就是时年39岁的维托尔德·皮莱斯基。
主动请缨 走进奥斯维辛
时钟拨回1940年夏天。波兰沦陷已有半年，面对纳粹占领军的大搜捕，全国上下几乎人人自危。
此刻的皮莱斯基却在策划“自投罗网”。如此一来，他就可以成为抵抗运动以及波兰流亡政府埋在敌营内部的“眼睛”，甚至在集中营里组织起反抗力量。当然，他的家人对如此危险的潜伏计划毫不知情。儿子安德烈回忆，“爸爸那时在华沙，和我们相隔100公里。由于担心不必要的风险，这项任务属于机密。所以，孩子们知道得越少越好。”
潜入敌营先得改名换姓。机会很快出现了。皮莱斯基发现了一本署名“托马兹·塞拉芬斯基”的身份证明文件。通过查阅档案，他发现塞拉芬斯基已在德国入侵波兰时死亡。于是，皮莱斯基把塞氏的身份证改头换面，贴上自己的照片，又记熟了后者的详细背景。
是年9月19日凌晨，纳粹军队和秘密警察“扫荡”华沙全城。那个晚上，皮莱斯基住在抵抗组织同伴艾丽奥诺拉·奥斯特罗斯卡的公寓中。当看门人冲进屋，神情紧张地要求他立即撤离时，皮莱斯基镇定地按兵不动。很快，外面传来德国士兵砸门的声音，皮莱斯基整整衣服走了出去，不忘向奥斯特罗斯卡耳语：“向上面报告，我已开始执行任务。”
当天共有2000人被捕，包括皮莱斯基在内的大部分囚犯被押送到奥斯维辛。9月21日晚10时许，这名隐姓埋名的抵抗战士如愿来到了可能是全世界最恐怖的地方。
德国人怎么也无法料到，史上最大胆的情报搜集活动之一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展开了。焚尸炉、毒气室、火葬场……在奥斯维辛，皮莱斯基见证了这个屠杀工具诞生和进化的完整过程。所有细节都被他写进了3份秘密报告当中。
直到最近，他的第3份、也是最全面的报告才在新书《超越勇敢》中得到完整披露。波兰历史学家杰克·保罗维茨评价，“皮莱斯基刚到的时候，该集中营正在建立……他见证了奥斯维辛最恐怖的岁月。”
皮莱斯基目睹的不止是纳粹的残暴。“真正让我恼火的是波兰同胞的消极，”他在报告中提到，“那些被捕的人都显露出从众心理的迹象，结果就像任人宰割的绵羊。”他没有为此气馁，“我脑海里一直涌现简单的想法：唤醒所有人，让大众行动起来。”
在纳粹眼皮下打响情报战
以“塞拉芬斯基”为假名，皮莱斯基开始在犯人中组建秘密网络。按照他自己的话说，这一举措的目标是在集中营内建立准军事组织以鼓舞士气，向外界传递情报，给成员分发食物和衣服。一旦时机成熟，他可以立即动员这支力量，武力控制集中营。
为确保组织即便部分暴露也能继续存在，皮莱斯基在每间囚室只发展5名成员。每个房间的负责人必须绝对可靠，效忠波兰抵抗运动，能经受残酷审讯和严密审查。所有小组负责人都对皮莱斯基宣誓，只认识自己所在囚室的其他成员，而不知道隔壁还有类似的小组。通过这种“单线联系”，皮莱斯基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个组织被破坏的风险。
据杰克·保罗维茨估测，截至1942年3月，皮莱斯基的组织约有500人。到下一年，这个数字大概翻了一番。
每天都有同伴乃至亲人死去，暗无天日的集中营生活考验着每位囚犯。皮莱斯基写道，“一些人踉踉跄跄地滑入道德的泥淖……其他人则将自己的品行雕刻得冰清玉洁。”这些情况都被他记录进报告，然后设法递送出去，转交给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
两年半时间转瞬即逝。皮莱斯基的情报搜集工作接近完成，按计划，是时候远走高飞了。他希望说服抵抗运动高层进攻奥斯维辛，里应外合，一举解救所有失去自由的同胞。
1943年4月26日夜，皮莱斯基和两名狱友被派往集中营外的一间面包房工作。趁着德国看守走神，他们割断电话线，闪电般夺门而出，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中。
皮莱斯基在狱中待了947天。回到抵抗运动总部后，他做了详细汇报，希望高层采纳武力解放集中营的方案。然而，了解他在奥斯维辛从事秘密任务细节的上级，在此前两个月被捕了，新来的领导对他这番建议置若罔闻。这令皮莱斯基“失望透顶、痛苦难当”。
皮莱斯基更没想到，他使用的假名“塞拉芬斯基”，给它真正的主人带来了厄运——塞拉芬斯基其实没死。1943年圣诞节，塞氏被盖世太保查获，旋即以“越狱”罪名遭到逮捕。任凭残酷审讯，塞拉芬斯基拒绝承认指控，无计可施的纳粹只得将其释放。数年后，得知这场灾祸的来龙去脉后，塞拉芬斯基不计前嫌，与皮莱斯基一家成了好友。
1944年8月的华沙起义中，皮莱斯基等率抵抗力量主攻耶路撒冷大街（今华沙起义纪念馆附近），一度和德军打得难解难分，该地区后来被称为“皮莱斯基堡垒”。起义失败后，他辗转到意大利，在弗拉迪斯拉夫·安德尔斯将军的波兰第二军团中迎来了战争的落幕。
战后以“间谍”罪名遭处决
纳粹的血腥统治结束了。然而在皮莱斯基看来，被宿敌苏联“接管”的波兰并未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获悉两国签署秘密协定并允许苏军常驻波兰，皮莱斯基陷入了深深的愤怒，觉得新上台的波兰工人党只不过是莫斯科的附庸。1945年底，他乔装成建筑承包商，潜回华沙，联络多名曾在奥斯维辛和波兰抵抗运动中参与斗争的同伴，从事针对新政权的地下活动；包括政府官员和苏联顾问通讯方式在内的情报，被他源源不断地传回伦敦。
安德烈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1947年春天。彼时，皮莱斯基正执行一项任务：说服藏在森林中的“反共青年抵抗运动”解除武装。“他要让那些年轻人从森林里出来，要让他们相信：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何必躲在森林里呢？”安德烈回忆，“那项任务很艰巨，他不能披露自己曾为前政权工作……否则就会当场被杀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短暂的重逢期间，皮莱斯基为孩子们弹钢琴，讲故事。“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永远离我们而去。”安德烈说，“他教导我们要活得有价值，尊重他人和自然；他告诉我妹妹要留心每一只瓢虫，要把它们放到叶子上，因为每个生命都是神创造的，都有存在价值。”
1947年5月5日，皮莱斯基再次被捕入狱。据保罗维茨的描述，尽管饱受折磨，他一再重申自己的誓言：忠于“上帝、荣誉、国家”。次年3月，他和其他几名情报员以颠覆国家罪被公审，并以“充当安德尔斯将军情报机构雇佣的特工，在波兰境内组织间谍网络，搜集情报并送往国外，出卖国家机密”为由被判处死刑。听到判决结果，皮莱斯基当庭宣布，“在我有生之年，我一直努力遵照誓言而活。所以，在我最后的日子里，我非但不感到恐惧，而且感到高兴……我从自己身上找到了幸福感……为此而战，我感觉值得……”
5月22日，子弹击碎了皮莱斯基的头颅。那时，他刚度过47岁生日不到两周。
历经40载尘封终获昭雪
随着“铁幕”轰然落下，维托尔德·皮莱斯基的名字在公众场合消失了，甚至没人知道他葬在何处。因为没有接到当局通知，他的家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怀疑皮莱斯基是否真被执行了枪决。安德烈解释道：“我们，尤其是母亲，觉得他（对当局）还有不少利用价值，他知道那么多内幕，那么活跃……我们一直欺骗自己，父亲尚在人间。”
皮莱斯基死后两年，一个自称狱警的神秘人联系上了安德烈。“我曾在羁押你父亲的监狱工作，他是个‘圣徒’。”这位狱警曾给皮莱斯基送饭。“有时，他根本不碰那些食物，我不知道他是在祈祷还是在思索……在他的影响下，我改头换面，再也不伤害任何人了。”
冷战年代，尽管皮莱斯基被贴上“反动分子”的标签并被打入禁区，他的亲人与生前战友从未忘却这位传奇的抵抗战士，而是默默等待着政治气候的转变，这漫长的等待整整持续了40载。
1989年，“关注奥斯维辛协会”决定追授皮莱斯基“奥斯维辛十字奖章”，并敦促政府为其恢复名誉。1990年10月1日，法院宣布撤销1948年的判决，为皮莱斯基辩护的律师如此陈述：“皮莱斯基是我国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全体军人都应该向这些英雄致敬……我们甚至不比德国人和苏联人好多少，因为我们亲手杀害了自己的英雄。”
随着波兰的政治与社会转型，皮莱斯基被追授多项荣誉，不止一所学校、一条街道以他命名；他的半身像被安置在克拉科夫的乔丹公园，与已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居里夫人等名人并列。2006年，时任波兰总统卡钦斯基授予皮莱斯基白鹰奖章——波兰的最高荣誉。
谈起父亲的死亡与“重生”，年过七旬的安德烈掩饰不住心中的感慨。“过去的那些日子确实很恐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父亲……我因此感到无比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