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身于高加索腹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绮丽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背后,是两个民族的百年恩怨。如今,战争遗迹仍随处可见,人们心中的伤痕已开始被时光治愈。
被战乱撕裂的土地
在高加索特有的石灰岩山脊上驻足,我闭上双眼,展开手臂,作势要将面前的奇景揽入怀中:西面是凡卡萨山,一座古老的教堂兀自矗立在巅峰,被落日余晖衬托得辉煌神圣;东边是一望无际的黄色草原,极力伸向遥远的地平线;更触目惊心的要数眼前的“死城”——排排荒废的建筑物诉说着20世纪末民族冲突的惨烈,尽管外界对此毫无知觉。
在纯粹的地理学意义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属于亚美尼亚,其名称源自当地方言“深山中的黑色乐园”。非同寻常的是,再精确的旅游手册也不会标注这个地方,更不可能记录它曲折而苦痛的近现代史。对我来讲,到这个地方游览系出于个人因素——祖母幼年即被迫逃离这片祖先世代生活的土地,彼时,土耳其帝国正针对亚美尼亚人挥舞屠刀。
尽管拥有独一无二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斯大林统治时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还是成了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下属的特别行政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和供奉耶稣基督的亚美尼亚人间的冲突暂时偃旗息鼓。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逐步瓦解,一度被官方意识形态掩盖的种族仇恨,又如幽灵般浮出水面。那时候,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人口中的75%是亚美尼亚裔,他们希望从阿塞拜疆的统治下独立。到90年代初,连串小规模的冲突最终演变成一场局部战争,导致3万多人伤亡,更多无辜者流离失所。
今天,这片土地自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承认。由于没有正式边境线,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士兵依然怒目而视,把战壕反复修缮。
名义上是受祖母讲述的家族往事感召而来,一旦深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我对自己身世的兴趣,便悄悄转移到了当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上去:这里有无数古老的宗教遗迹,有连绵起伏的山峦与银波翻滚的河川,更有勤劳的百姓正在努力重建家园。
废墟遍布但洋溢生机
这是个潮气很重的早上,我和女友赶到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一处满是灰尘的广场,挤上拥挤不堪的小型巴士,颠簸着开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首府斯捷帕纳克特。8个钟头的旅程中,身边除了两位亚洲游客,其余全是当地人,漫不经心地在纸箱上玩牌。
次日清晨,太阳还没从雾气中探出头,好奇心已驱使我们走进了离下榻之处最近的早市。空中飘来樱桃和香草混合后的气味,跟着它钻进某个角落,原来是两位妇女身穿褪色的围裙,正在制作早点;其中之一把团好的生面在锅上滚来滚去,逐渐摊成薄薄的煎饼模样,助手则忙着为成品配上切碎的各色蔬菜。试着咬上一口,果真别有风味。
第一个目的地舒史镇距此20分钟车程,向导萨洛·萨延穿着蓝色的外套和帽子,以热情的笑容欢迎我们到来。将行李寄存在他的家庭旅店,我们顺着一道古旧的城墙,信步朝镇中央的大教堂走去。忽然,一座巨大的石制建筑物拦住去路,萨延冲发愣的我们开了口:“这原本是所大学,希望你们改日再来时,有学生坐在里面。”在内战期间被炮弹摧毁后,校园里宽敞的走廊上至今满布瓦砾;不止一间教室的天花板坍塌,野葛样的灌木丛冲出残破的地板刺向蓝天;而在那些日照充足的角落,一丛丛野花绽放得异常灿烂。
舒史曾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少数几个以阿塞拜疆居民为主的城镇,当时被称为“舒沙”。20年前的内战中,亚美尼亚人聚居的斯捷帕纳克特市率先遭到袭击,舒沙随即成了前者的出气筒——先是被亚美尼亚人猛烈轰炸,后来又成为“焦土战术”的试验田。
聊以自慰的是,随着和平的降临,曾饱受战乱折磨的舒史为复兴经济,对敢于前来探索的外国游客相当厚道。我们每晚的住宿费不过12美元,用餐就更方便了。萨延一家人的餐厅就当食堂用,脆饼、鲜奶酪、蜂蜜、烤肉……全都拿葡萄叶包裹着送上前来。
“死城”令人避之不及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雇了辆车,在各个年代的宗教遗迹间穿行。首先是白色巨石构筑的阿马拉斯修道院,那里的野草已经长到齐膝深,野生罂粟无人收割。甘德扎萨修道院的名气也挺响,有些人相信,这里的墙和地板中藏着施洗约翰(耶稣表兄,曾为耶稣洗礼)的头颅,以及圣撒迦利亚(约翰的父亲)的右手。达迪凡克修道院的特色则在于,院子里有许多亚美尼亚人刻的石碑,被守墓人以khachkar称呼。据考古学家测算,这些刻有十字架的石碑约有上千年的历史,在风吹雨打和兵连祸结的岁月里毫发无损。
我们的“老爷车”沿着乡间公路继续奔驰。途经另一处废墟时,司机突然猛踩油门加速,还叮嘱我请勿拍照。不出意料,这个名叫阿格达姆的小镇在战争中被亚美尼亚人夷为平地,约4万人流离失所。设想此间之惨状,难怪司机不愿在此等不详之地多待一秒。
亚美尼亚人坚持主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是他们争取自由的努力。基于家庭背景,我不免对这样的说法有几分共鸣,可回头想起,素未谋面的“阿塞拜疆邻居”也遭受过同样的苦难,依然会产生几分恻隐之情。掐指算来,那些在内战中背井离乡的阿塞拜疆孩子们,如今已和我同等年纪,当中许多人依然摆脱不了难民身份,他们关于故乡的记忆,正像一张在太阳下晒了很久的照片那样渐渐褪去颜色,这又叫人情何以堪?
年轻一代已将仇恨忘却
通过北线公路前往卡尔巴贾尔镇时,我们只剩两天时间。崎岖的山道穿过冰雪覆盖的隘口,偶尔也会和露天开采的金矿擦肩而过。好消息是,同住萨延家的芭芭拉小姐加入了队伍,她是奥地利人,凭直觉帮我们在地图上找到了休息点,走进一看方知是口温泉。有好事者在水里放上肥皂,静观两者会不会起什么化学反应;数十个中年男子一边泡澡,一边孩童似地互相泼水,我不由自主地加入了这个妙趣横生的仪式,见面礼则是一杯火辣的伏特加。
车子又沿着陡峭的Z字形山路爬行了几公里,卡尔巴贾尔镇终于展现在前方。像阿格达姆一样,这个地方战前的居民多是阿塞拜疆人而非亚美尼亚人,如今被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控制。大街小巷看起有点空寂,只有少部分房屋被亚美尼亚新移民占据,后者据说来自格鲁吉亚、俄罗斯和其他根本想不到的地方。偌大的镇上几乎没有旅游设施,甚至没有一家像样的饭店,最后,还是多亏一位医生,在诊所的外屋为我们安排了过夜的床铺。
归途中,我们雇了两个小伙子帮忙开车。那是一辆72马力的苏联造“拉达尼瓦”四驱车,皮实耐用,一会儿爬上山顶,一会儿钻入山谷,一会儿又攀向山腰,如此循环往复了不知多久,终于抵达索特科山口。脚下的土路变成了石头路,重载的采矿卡车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突然,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我们已身处山那一侧,回到了亚美尼亚。
走马灯式的寻根之旅结束了,我的脑海中依然不断闪现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种种景象,其中就包括向导萨延之子的面容。小家伙初中刚毕业,有一回,在满是战争遗迹的峡谷中,我对他吐露了在心头萦绕许久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拥有一个阿塞拜疆朋友?”
“为什么不呢?”孩子的回答意外地爽朗,听上去天真无邪。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