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里那群娘子军

    在击毙拉登的行动中，为突击队员指示目标的，是一位女性“定位师”；事实上，在今天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和她一样的精英女特工远比想象中多。

    “那家伙就藏在这座大院里的二层楼上，此地距巴基斯坦陆军学校半英里，院子大门朝外打开，楼梯前的栅栏朝里开……”去年5月，美军”海豹突击队”飞赴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郊外的本·拉登巢穴前，一位来自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详细解释了任务的细节。突击队员亲切地称这位伙伴为“珍”——当然，它并非分析师的真名，而是对某种类型的中情局特工的统称。和任何优秀情报员一样，这些特工聪颖、自信，不寻常的是，他们几乎全为女性。

    连续几年紧盯一个目标

    在外界对中情局的固有印象里，女特工要不是“美人计”当中的花瓶式角色，要不是会议室一角的速记员，要不就是以落满灰尘的资料室为家——都是些不足以一锤定音的次要角色。

    回到三四十年前，这种判断的确和事实相距不远，但今天已不再适用。就拿“珍”来说，她们的内部称谓是“目标捕捉专家”或曰“定位师”，专门对航拍影像、通话记录及其他情报碎片加以筛选，进而锁定恐怖分子、毒贩或不法军火商的藏身地。

    “9·11”事件以来，中情局的预警能力和反应速度，频频遭到舆论挞伐，这种压力逼迫该局不断改进追踪技术，“珍”这样的定位师由此成为备受重视的职位。在中情局内部，定位师有时会被称为“瞄准器检验员”，与其他情报分析师最大的差异在于，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她们关注的始终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团体，或是为某支特定小分队服务。

    上世纪90年代，作为中情局旗下首个针对基地组织的单位，“亚力克站”迎来了最早一批女定位师。据首任站长迈克·朔伊尔回忆，他1999年卸任时，手下14名得力干将都是巾帼豪杰；“9·11”之后，首批落网的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就是这些女特工的猎物。“要不是怕被以涉嫌性别歧视投诉，我肯定会在办公室门口挂上‘男人勿入’的条幅。”朔伊尔说。

    再出色的特工，也会在工作和生活间面临抉择。近两年，以真名实姓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惟一一名定位师，是来自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詹妮佛·马修斯。在中情局阿富汗站执勤时，马修斯经常用Skype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视频通话。2009年平安夜，孩子们打开礼物后，向万里之外的母亲发问：“能给我们看看你的枪吗？”她破天荒地展示了自己的手枪和步枪。5天后，一名混入情报站的双重间谍引爆自杀炸弹，马修斯当场身亡。

    中情局高级分析师吉娜·贝内特，早在1993年就打报告提醒高层防范基地组织，是中情局首个发布相关警告的人。退出一线后，她在回忆录《国安母亲》中写道，她的家庭聚餐经常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在那个最难忘的母亲节，我在基地食堂里，通过笔记本电脑看到孩子们正用巧克力片煎饼烹调早餐，似乎可以闻到那香甜的气息。”

    成功秘诀在于专注细节

    奥巴马入主白宫不久，就命令资深特工、反恐专家布鲁斯·里德尔为新政府起草一份阿富汗战争展望。由于奥巴马对利用无人机猎杀恐怖嫌犯特别感兴趣，里德尔专程来到有关部门了解具体情况。他获得了“异常详细”的汇报，为协助执行秘密计划的女性员工数量惊讶不已。“当天有无数女特工在场，向我介绍无人机性能的也是位女士。”    

    宣布新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前，奥巴马邀请里德尔及其团队造访椭圆形办公室，以便当面感谢他们。里德尔的团队成员包括一名国务院的阿富汗专家和一名中情局的巴基斯坦专家——又是女性。据里德尔讲，当他将那位女专家引荐给奥巴马时，美国总统上下打量前者，目光停留在她的高跟鞋上，打趣道：“这也是特工伪装术的一部分吗？”

    根据中情局自己给出的定义，一名合格的特工，必须“有创意、有耐心、坚韧不拔且富于说服力”。玛丽·玛格丽特·格雷厄姆凭借这些特质，成为“特工行动处”的首位女掌门。在她看来，做定位师让女特工们有了更多贴近实战的机会，对她们的晋升意义重大。

    当被问及为什么女性比男同事更适合做定位师时，格雷厄姆如此作答，“女性往往更注重细节……非常善于将地点、人名、电话号码、信用卡及护照联系在一起，从中发现蛛丝马迹。”面对同一个问题，吉娜·贝内特显得更风趣：“顽强的女性总会捉到‘意中人’的。”

    性别歧视曾经根深蒂固

    在人员任用方面，中情局并不总是秉持性别中立的立场。弗吉尼亚·霍尔的遭遇可以为证——她是二战中赢得“杰出战斗勋章”的惟一非军职女性。彼时，霍尔在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服役。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她不止一次拖着一条假腿，伪装成农场工人，空降潜入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帮助训练抵抗战士。然而，尽管这位女英雄在战后如愿加入中情局，却被安排到一个无关紧要的岗位上，从此远离了她最擅长的一线谍报活动。

    珍妮·韦特弗耶是中情局内部“锄奸队”的骨干，曾于1994年亲手抓获叛徒。她私下表示，中情局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称不上公平的竞技场，男性的特权一度很过分。“如果觉得任务棘手，男人们可以找借口不干；如果是女同胞，就算学历再高，也只能做文职。”

    20世纪70年代，中情局终于开始招募女特工，而不仅仅是管理员和秘书，但事情的改变绝非一日之功。玛丽·格雷厄姆读研究生时学的是俄罗斯历史，1979年加入中情局并被派往驻莫斯科使馆之初，却只能为男同事们当“保姆”。“我进来的时候，自己所在的部门有5位女性，3年后就剩下两个。其他人离开的理由很充分：准备结婚生子。”在那个年代，女性主要从事人力资源、预算编制等“粉领”工作，中情局里的“作战职位”属于禁区。

    其实谁都无法否认，女特工在智力和心理上具备独到优势。然而，“老男孩俱乐部”的习气无处不在。女特工瓦莱丽·普莱姆头一次完成卧底任务后，上司点名要见她。“走进办公室时，对方的脚搭在办公桌上，嘴里还叼着雪茄。”上司反反复复打量了半天，让普莱姆原地转了几圈，才挤出一丝笑意并点了点头，“那种惶恐和恼怒着实无法形容。”

    任务完成，她喜极而泣

    1986年，中情局的“娘子军”终于奋起反击。她们向法院提出集体诉讼，指控中情局涉嫌“系统性歧视”。经过漫长的拉锯战，双方于1995年达成和解，中情局同意法院对其人事安排进行连续4年的监督，并向女员工提供近百万美元补偿。“那次诉讼后，情况明显改变了，”格雷厄姆说，“希望今后不用再去法院，说到底，家丑不可外扬。”    

    20年后的今天，统计显示，中情局的中高级领导职务，已有40％被女性“占领”；而在遍布全球的各个情报站，以定位师为代表的普通女特工，也在秘密行动中屡建奇功。

    成功击毙本·拉登后，“海豹突击队”返回阿富汗贾拉拉巴德的美军机场。在把装有头号恐怖分子尸体的袋子移交给中情局的过程中，“珍”就在一旁守候。据热销新书《艰难一日》的作者马克·欧文所述，“珍”站在人群外围，喜形于色；后来，在飞往喀布尔的运输机上，欧文不经意间看到她像婴儿般蜷缩在角落，睡梦中发出轻微的抽泣声。

    过去，中情局设法让女性远离前线，现在则试图让“珍”保持低调——哪怕身处大后方，暴露身份对定位师而言都是危险的。“她们不想出风头，希望置身于暗处，”中情局发言人普雷斯顿·格尔森希望公众理解，“她们已用行动证明，女性同样有能力为国家安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