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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比冷战时期要复杂得多，而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可能会形成各国共同的弱点。发生超级大国核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如果一方局势动荡多变，另一方的安全也很难保证。
曾经有一种令人安心的观点，认为扩大贸易联系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这种观点如今怎么没有人提了呢？在美国的对华战略中，这个观点长期存在。甚至在罗伯特·佐利克将其明确化之前，它就存在了。佐利克认为，使中国融入世界金融和商业体系中去，可以促进建立“负责任的利益相关人关系”。
中国人也持有一种类似的观念——认为促进同美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抵制美国的一种想要遏制中国崛起的本能倾向。
然而，随着奥巴马总统和罗姆尼州长争论谁对中国及其贸易做法更强硬，而反美的民族主义浪潮又在席卷中国，本来应该进一步拉近美中距离的商业伙伴关系好像正在让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渐行渐远。我们是在走向一种新的冷战式对抗吗？
我们不这么认为。在双方所有的相互指责和威胁背后，有一种经济上强有力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约束着双方，在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中，是完全不存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对一个经济体不利的东西也不利于另外一个经济体，华盛顿和北京都深知这一点。
鉴于中国在美国国债上投进了几万亿，且美国的消费者支出持续低靡，因此，美国经济更加强劲的复苏对中国有巨大的利害关系。而中国消费领域快速增长的前景也将为美国的农业和工业创造大量机遇。
然而，宏观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本身也带来了诸多战术上的紧张关系——围绕汇率、知识产权、投资规则以及标准设置等方面的紧张关系。不过，经济上的两败俱伤关系也有一个战略上的负面效果：因为两国都不能完全掌控有可能削弱双方关系的事件，也因为爆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降低让他们觉得可以更加有恃无恐地玩火。
全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风险。在亚洲，美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和商业存在，让中国下一代领导人紧张不安，而中国也发现自己身陷同众多邻国之间各种形式的直接冲突中，其中的一些国家正是美国战略上的盟友。在中东，各种新势力怀着彼此冲突的动机展开了角逐，都想去填补新出现的权力真空。欧洲注定要经历一番改头换面。德国成了新盟主。而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该国政府正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国内危机，因此很有可能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加咄咄逼人。
若是在过去，这些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和它们导致的不确定性很可能已经引发了战争。然而今天，在塑造国际均势上，经济维度至少是和军事力量同等重要的。这让国际关系愈发复杂。
进一步细看这一矛盾。军事对抗是一种零和关系；一方得利，另一方就会受损。而经济安全却对双方都有利。中美两国都需要中东石油输出顺畅，也都需要保证南海地区和平。不断加深的贸易关系使得两国利益攸关，一方成功也有利于另一方。
当中国和日本因领土矛盾拌嘴时，中日双方都试图利用本国的仇恨情绪，从中牟取政治利益。但是，双方都有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动机，都要保护中日之间日益加深的经济伙伴关系，因为这种伙伴关系可以使两国富裕，从而使两国国内局势稳定。同样，土耳其和伊朗各自支持不同的叙利亚势力，但是双方都不会让双边关系过于恶化；伊朗需要土耳其在制裁上对其手下留情，而土耳其要继续购买伊朗的天然气。
然而，这一切并非像看上去的那么美好。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全面开战不太可能，各国政府便感到有恃无恐，冒险展开有害于经济的低层次冲突。
如果中美贸易关系陷入各种形式的对抗，网络上发生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就会急剧上升。而如果在同越南、菲律宾等国的领土争端中，中国采取更加激进的方式，华盛顿也会陷入其本想避免的争斗。
如果伊朗为了瓦解土耳其对叙利亚政府的反对，而为土耳其内部的库尔德分裂分子提供秘密支持的话，安卡拉和德黑兰之间的问题就会升级到双方都不可控制的程度。亚洲或中东仍然极不可能发生区域战争，但是持续的紧张局势会影响经济。
其次，冲突可能会发生意料之外的变异。久而久之，政府会发现， 本来为了地缘政治利益而煽动起来的愤怒民众会变得难以控制。日本领导人可能会让自己卷入难以自拔的冲突。阿拉伯世界的仇恨可能会升级，超出没有经验的新政府的控制能力。
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比冷战时期要复杂得多，而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可能会形成各国共同的弱点。发生超级大国核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如果一方局势动荡多变，另一方的安全也很难保证。
经济上两败俱伤的关系决定了国家有规避冲突的动机。在中国领导层换届及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两国都需要恢复高层对话，并更加注意，避免国内政治凌驾于规避冲突的动机之上。
（伊恩·布雷默是欧亚集团总裁，也是《各自为政：零国集团世界中的赢家与输家》的作者。戴维德·戈登是欧亚集团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
□摘自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