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左派领袖竟是FBI线人？

    理查德·青木曾是美国左翼运动的头面人物，他的另一重身份却绝少有人知晓。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的多事之秋。彼时，在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双重刺激下，形形色色的左翼思潮在这个国家内部蓬勃发展，与传统价值观激烈碰撞，更有不少街头政治领袖，将改变社会制度的希望诉诸于“暴力抵抗”。在相关档案中，有个身材矮小的亚洲人时常“上镜”，时而高举“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投身学生运动，时而在街头对执法者拳脚相向。此君便是日裔美国人理查德·青木，众多左派人士眼中“忠诚的同志兼战友”。

    贫民窟走出的左派领袖

    理查德·青木来到世间时，美国正在享受二战前最后的和平时光。他3岁那年，日本战机投下的炸弹在珍珠港炸响，数十万名在美日本侨民，随之成了华盛顿怀疑的对象。尚不谙世事的青木被迫同父母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莱安德的家，住进了地处犹他州荒郊野外的特殊收容所。

    突然的变故，令青木一家的生活支离破碎，他的父亲堕落成了罪犯，很快不知所踪，抚养儿子的全部重担落到了母亲肩头。

    战争结束后，青木母子前往加州奥克兰市西北部的西奥克兰社区定居，此地有“小横滨”之称，居民大多是低收入的有色人种。大约是耳濡目染，青木在少年时代便沾染了许多社会底层人士的习气，时常小偷小摸，后来加入帮派组织，成为冷血的打手。

    和普通街头混混不同，青木虽然进过不少次警察局，中学时代的成绩一直很出色。当然，他好斗的本性从未改变，曾在光天化日下于走廊上袭击一名同学，“把他揍了个半死”。

    1957年，高中毕业的青木前往加州奥德堡参军，为的是“让军方想办法一笔勾销自己的犯罪记录”。在以中士军衔退伍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成了军火专家。“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各色武器，手枪、步枪、机关枪、迫击炮甚至火箭发射器，无所不包。”青木生前如此回忆道。

    出身贫民窟，又自认遭受过当局的“迫害”，当左派思潮席卷美国社会时，青木与某些激进组织“合乎逻辑”地产生共鸣。1961年秋，他加入伯克利的“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次年初当选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1962年12月，青木获得“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资格；1965年，他又加入“越南日委员会”，负责联络国外反战分子，在多次针对林登·约翰逊政府的大规模示威中，扮演了牵线搭桥的关键人物。

    被激进分子誉为“斗士”

    在积极投身左翼运动的同时，青木还利用当兵期间挣到的薪酬，继续着自己的求学之路。他先就读于梅里特学院（Merritt College），又在1966年秋转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其间结识了密友休伊·牛顿与博比·西尔——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两大活跃分子。

    当年10月，西尔和牛顿拿着一份“党纲”来到青木的住处，乘着酒兴，细致地讨论了彼此的政治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住房、教育、就业，释放被监禁的非洲裔嫌犯，制止“资本家掠夺黑人社区”，“终结警察的残忍举动”。他们成立的组织就是“黑豹党”。

    大概是觉得光出谋划策不够“兄弟义气”，青木还慷慨地为“黑豹党”提供了私藏的枪支弹药。西尔在回忆录《抓紧时间》中如此记述，“1966年11月，来自第三世界的一个哥们，他是日本人，有枪……点357（编注：即0.357英寸，1英寸为25.4毫米）口径、点22口径、9毫米口径，应有尽有……我们告诉他，如果他是真正的革命者，就得追求进步，将这些武器送给我们，我们需要武器来教育人民发动革命斗争”。

    1967年初，青木正式成为“黑豹党”的一员，同年7月，他被任命为该组织在伯克利分支的首脑。

    有了真家伙，“黑豹党”在街头巷尾有恃无恐。1967年初，他们开始“监督”奥克兰当地警方的执法：只要看到警察与非裔美国人对话，他们就会拿着相机、揣着枪，紧盯前者的动向。“黑豹党”自称，此举旨在“约束权力部门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虐行为”。

    在当时的加州，佩枪出入公共场合是合法的，但毫无疑问，这种“耀武扬威”极易诱发对抗。1967年10月28日，黑豹党成员和警方初次兵戎相见，两名警察一死一伤，领头的休伊·牛顿也挂了彩。第二年4月6日，6名“黑豹党”成员又与警方上演街头交火，造成一死三伤。如此反复数次，这个激进组织迅速成了执法部门的眼中钉。

    眼看外面的世界骚动频频，校园里的青木自然不会“一心只读圣贤书”。1969年初，人们发现他又多了个头衔——“第三世界解放阵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领导人，号召学生们起来罢课，意图迫使校方开设更多有关少数族裔的课程。在为期3个月的对峙中，数十名学生和警察受伤，成就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罢课和校园暴力活动之一。直到时任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派国民警卫队进驻校园，这场风波才告一段落。

    声望如日中天之时，青木在晚上也经常戴墨镜，以控制自己的曝光度。直到离开校园并从“革命”一线隐退，他依然被视为亚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团结的象征。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名曾经叱诧风云的老牌左派领袖，却在71岁那年选择了开枪自尽，据称是由于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2009年5月，在青木的追悼会上，包括博比·西尔在内的、仍健在的前“黑豹党”成员盛赞他为“无畏的领导者、人民的公仆”。

    “他是FBI最棒的情报员”

    然而，历史的真相与公众的认知往往不合拍。

    就在人们以为理查德·青木的形象可以就此定格时，美国历史作家森斯·罗森菲尔德抛出的新材料，却颠覆了既有的认知——他在今年8月的著作《破坏分子：FBI针对激进学生的战斗及里根的崛起》中首次披露：在多个左派团体内担任要职的青木，其实早已被联邦调查局（FBI）发展为“告密者”。

    这个惊人的发现，起源于罗氏9年前对FBI雇员伯尼·思雷德吉尔的一次专访。看到一份FBI文件中提到青木的名字时，这位已在2005年去世的资深特工忽然脱口而出，“我认识这家伙。青木是我的线人。他是我发展的。他是我们最棒的情报员之一。”

    据思雷德吉尔回忆，中学毕业的青木选择参军后，曾主动告诉指挥官，他在念高中时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认识多名情报部门可能感兴趣的同学。面对闻讯而来的思雷德吉尔，青木表达了与FBI合作的意愿，前者遂授意青木打入左派队伍中，并用“你对苏联有何评价”的问题加以试探。“青木的回答很干脆，‘我对共产主义毫无兴趣。’我说，‘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参加一些会议，告诉我都有谁参加了会议、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

    起初，青木被要求搜集美国共产党的情报，后来又将范围扩大到“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附属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身上。青木定期与FBI特工接头，偶尔也通过电话通风报信。思雷德吉尔说，“我打电话问他，‘你觉得什么时间碰头合适？’接着我会说，‘我将在某某街道的拐角和你见面。’于是，我将车停在几个街区外，步行至约定地点，坐下来跟他聊。”思雷德吉尔被调派到外地后，把与青木接头的工作交给同事负责。青木则与以往一样“不辱使命”，毫不懈怠地监控并汇报着目标的风吹草动。

    2007年，罗森菲尔德获得了采访青木的机会。不出所料，垂垂老矣的后者矢口否认自己和执法部门有过任何秘密交易。然而，当作家告诉青木，当年的特工已证实他是线人时，对方说，“哦，这可真有趣”，接着露出了微笑，似乎有几分不置可否的味道。

    为了金钱，还是性格使然？

    为彻底弄清青木的身份，罗森菲尔德依照《信息自由法》，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不断向有关部门施压。最后，FBI解密了长达221页的文件。这些多年不见天日的档案显示，青木在1961年至1977年间确实在为FBI服务，还有个“T-2”的内部代号。

    据解密文件记载，1961年11月，青木及时汇报了多个“颠覆性组织”的动态，其中包括“青年社会主义联盟”与“社会主义工人党”。1967年5月，他又向FBI提供了“黑豹党”的情况。从日期判断，旧金山地区的“特殊工作人员”每月至少和青木接触一次，按照退休FBI特工韦斯利·斯韦林根的说法，“像青木这样的人潜伏在‘黑豹党’内，简直是太好了……他是日本人……没有人会猜到他会是我们的眼线。”

    1973年和1974年的档案则显示，离开伯克利的青木在成为佩拉尔塔社区学院全职教员、进而升任该学院社会系的代理主任后，依然与FBI过从甚密。惟一让罗森菲尔德感到遗憾的是，官方记录并未说明青木因此获得了多少报酬。根据当时的“行情”估算，一个高级线人每月能获得约100美元，购买力和现在的2900美元大致相当。

    韦斯利·斯韦林根等人表示，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对左派团体进行渗透是美国执法部门的一项长期性政策。对于“黑豹党”这种有暴力倾向的组织，FBI局长埃德加·胡佛更是如临大敌，希望通过线人削弱其影响力。到1969年末，至少28名该组织成员被打死，还有更多积极分子在芝加哥、底特律、圣迭戈和华盛顿等地锒铛入狱。

    当年和青木同处“一条战壕”的老相识们，迟迟不愿接受后者自愿为政府服务的说法。哈维·董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师，当年曾和青木并肩战斗，“他给我的印象是，一旦你成为他的朋友，他会终生将你当朋友。”显然，自己充当FBI线人的“不光彩”历史，青木至死也未向董吐露过。 

    罗森菲尔德指出，公开以左翼“斗士”自居的青木，不太可能有挑明真相、甘于自毁名声的胆量。不过，哈维·董在回忆中提到的一个细节有些耐人寻味：自尽前不久，青木在公寓里挂起了两套干净的衣服——一套是“黑豹党”的制服，另一套是标准的美国军装，仿佛暗示着自身的某种复杂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