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泰戈尔初次访华时，正值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左右之争日盛。因此，这位印度大诗人批判西方文明、维护东方传统的立场，自然而然地将他抛向了舆论漩涡的中央。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这句意味绵长的诗句，出自泰戈尔的《流萤集》。可是，这位印度大诗人1924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掀起了波澜，也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仰慕中国传统文化的泰戈尔没有料到，彼时，左右分野日趋明显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会给予他“冰火两重天”的待遇，礼赞有之，挞伐的声音同样响亮。90年时光荏苒，当印度学者潘卡吉·米什拉在新著《从帝国废墟中挺立》（书评见本报8月2日B04版）中回顾20世纪初的东西方文明之争时，泰戈尔在华旅程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也一并得到披露。
1.刚到中国即成批判对象
1913年，泰戈尔因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将此殊荣收入囊中的东方人。不过，英语流利的他对同属东方文明的中国兴趣更为浓厚，曾有言：“我年轻时便揣想中国是如何的景象，那是念《天方夜谭》时想象中的中国，此后，那风流富丽的天朝竟成了我的梦乡。”1923年，泰戈尔派助手去中国磋商访华事宜，得到梁启超等积极响应，一群中国文化人组织的“讲学社”，迅即向泰戈尔发去邀请函，差旅费由中方包办。
1924年4月12日，诗人抵达上海，全程陪同并担当翻译的是“海归”徐志摩。欢迎会上，面对1200多位社会贤达，泰戈尔慷慨陈词：“余之来也，非旅行家，非传教者，实为求道，故余所携，惟敬与爱，余居中国，如居古庙，每觉背后有无数牺牲之精神，因得成就如此伟大之文化，惟世界日趋败坏，故吾人在任何地方均见彼死笨无生气之痕迹，而予吾人以无限之创痛。”
深受亚洲传统文化影响的他不忘强调，“要晓得幸福便是灵魂的势力的伸张，要晓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是万万犯不着的。”
泰戈尔的成长过程，与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基本同步。访华之前，他曾在香港目睹印度雇员欺压华人劳工的场面，为前者甘为英国宗主“打下手”的行径义愤填膺。在他看来，西方现代文明建立在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上，需要东方的精神智慧来补救。
然而，来到各派思潮剧烈碰撞的中国不久，泰戈尔便逐渐发现，这样的立场并不能得到知识阶层的广泛认同。历经五四运动洗礼，许多中国年轻人相信，“西学”远比东方的“糟粕”优越。可想而知，这些人对泰戈尔赞颂传统文化毫无兴趣，反倒对这个“保守派”大加讨伐——抵达中国几天后，就有听众冲诗人高喊口号，“亡国奴，请回吧！”
事实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东方文化派”人士，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泰戈尔既是受这些人之邀来华，不免成为左翼人士抨击的目标。
茅盾早年曾翻译过泰戈尔的著作，但1920年以后，他的立场已明显左转，担心泰戈尔会给中国青年带来“不良影响”。为此，他撰文称：“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不欢迎创造诗的灵的乐园、让我们的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瞑想去慰安的泰戈尔……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专政——之下的时候，惟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
早年对泰戈尔尊崇有加的郭沫若，也借《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一文与前者“划线”：“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毒物。”
林语堂则嘲弄说，泰戈尔以已亡国的国民的身份，来尚未亡国的中国大谈精神救国，本身就不够格。
2.在京演讲屡遭“闹场”
在一片争议声中，泰戈尔继续在中国的旅程。4月23日抵达北京，蔡元培、梁启超等均在前门火车站等候。
废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回忆：“泰戈尔来中国之时，正值外国影响（主要指苏联十月革命）在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产生作用之际，这使他的访问陷入困境……我希望泰戈尔在他没有看看一向具有礼貌和尊严的中国前，不应离开北京。”
两周后的5月7日，泰戈尔在异乡度过了63岁生日。梁启超的贺辞热情洋溢：“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印度的别称）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中国的别称）过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结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泰戈尔欣然接过名家篆刻的“竺震旦”印章，徐志摩也同林徽因携手登台，以泰氏的名剧《齐德拉》助兴。
5月9日，泰戈尔应邀介绍青年时代从事文学革命运动的经历，演讲地点选在东安市场内的真光影戏院。“余虽年老，但并非一腐朽时代精神之代表，余之革命的精神，犹如昼夜不息之流水。余不惟不知老之将至，抑且自视为一活泼之幼童焉。”这番话隐约透出为自身辩护之意——原来，4月28日他在先农坛演讲时，有人在会场散发抗议传单，指责泰戈尔“主张以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主张以静制动，反对以暴力驱逐暴力。”
5月10日是周末，演讲即将结束时，抗议者再度现身并抛洒“送泰戈尔”的传单，大致内容为：“古代中国压榨人民，妇女没地位……泰戈尔却想把我们带回过去的年代；我们的农业和工业落后，泰戈尔却责备我们过度的物质文明……现场顿时骚动起来，有人斥责抗议者，并把传单撕碎扔到他们身上。泰戈尔虽稍露不快，还是坚持到了活动散场。
5月12日的演讲前，首先出场的换成了徐志摩，他想替泰戈尔“主持公道”。“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诬毁他的热忱……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公开与私人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徐越说越气，最后竟宣布“罢译”。旁边的胡适见势不妙，赶忙出手“救场”，自己客串起了翻译。
泰戈尔的最后一站是山西。临行前一天即5月19日，梅兰芳专程为他表演新编京剧《洛神》，两人还互赠诗句。深受泰戈尔影响的冰心后来回忆道，“泰戈尔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很留恋。我的朋友问他：‘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没有？’（Anything left?）他惆怅地说：‘除了我的心之外，没有忘了带的东西！’（Nothing but my heart!）”
有趣的是，行伍出身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晚年时也曾提及当年和泰戈尔面谈的情况——泰戈尔告诉他，从上海到天津、北京，一直没能看见中国文化。阎锡山则回应道，在太原也看不见，到乡间或许能看见，“这样，泰先生就委托一位英国人，在乡下考察了6个月。”泰戈尔本来还打算拜会孙中山，因后者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未能成行。
一个半月的时间转瞬即逝。5月29日，在上海登上返程的客轮前，泰戈尔在《告别辞》中表露了内心的些许不安：“你们一部分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
3.舌战背后是思想分歧
即便如此，中国文化界对泰戈尔的非议，并未随着他的离去而平息。陈独秀早在1915年便翻译了《吉檀迦利》中的4首诗，在泰氏回国前夕，他抛出了“泰戈尔在北京没说过一句正经”的论调，火药味十足。这倒不足为怪——早在1918年，陈独秀就宣布：“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能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泰戈尔在华期间，鲁迅始终冷眼旁观，未与之会面，也未发一言。不过，1924年11月，这位左翼文坛的旗手，还是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抒发了自己的见解：“印度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而装饰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旧只有那巍然地挂在照相馆玻璃窗里的一张‘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
泰戈尔“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与他不经意间卷入中国思想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东西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有很大干系。正如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所指，“泰戈尔获诺奖后被西方知识界的赞扬所误导，使他觉得自己肩负以东方文明拯救西方的使命，他1924年带着这一使命访华，恰巧当时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倾向于扬弃东方文明而效法西方，心情激动的泰戈尔和同样激动的中国知识界对话，观念冲突在所难免。”
1929年6月，泰戈尔再次路过上海，面对前来迎接的少数中国友人，有些意兴阑珊。郁达夫回忆，徐志摩当时悄悄对他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弃，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两年后，徐志摩赴印度为泰戈尔庆祝70大寿，并约定后者80大寿时再来。可惜世事无常，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旅途中坠机罹难。
终此一生，泰戈尔再也未能前往中国游历，只得在文字中抒写对古老邻邦的复杂情愫。1941年，诗人在病榻上口述完成了最后一首和中国有关的作品：“我取了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这在我心里是明白的：/我在哪儿找到朋友，/便在哪儿获得新生，/朋友带来了生的奇迹。/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卉……”此后不久，他便溘然长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