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信息泛滥却缺乏我们关注的世界,影响行为的是那些突出事件。报道内容界定了我们的参考框架。突出现象赋予媒体一种特殊的、令人不安的责任。而针对可怕的画面和骇人的事件马上起草相应法规,往往是个糟糕的想法。
奥罗拉枪击案发生以后,大部分欧洲人的本能反应是震惊和迷惑:即使是这起最新的可怕事件,也未能说服美国公众和政客相信枪支管制的必要性。
但是,针对可怕的画面和骇人的事件马上起草相应法规,往往是个糟糕的想法。就英国政府而言,最典型的例子是《危险犬类法》(Dangerous Dogs Act)。这项愚蠢的法律是对20年前一轮小报炒作的反应。当时小报宣称,一代儿童受到危险犬类的威胁。这出闹剧到达顶峰之际,碧姬·巴铎(Brigitte Bardot)站在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外示威。此时,法院最博学的法官正在讨论一只冲着邮递员吠叫的杂种狗伍尔菲的命运。
2000夏天,8岁女童萨拉·佩恩(Sarah Payne)被一名住在附近的有前科的恋童癖者谋杀,随后《世界新闻报》新任编辑开始模仿美国的《梅根法》运动,发起了要求出台《萨拉法》的宣传活动。这项提议涉及登记性犯罪者的信息,并向公众开放以供监督。媒体造势在当年夏天达到疯狂的程度,引发了一些自以为替天行道的事件。其中一起是:一名儿科医生回到家里,发现房子上被涂了“恋童”的字样。2002年发生两起恐怖的恋童案例以后,人们的不安情绪再次被煽动起来:一起是索汉姆的两名女孩被学校管理员杀害;另一起是米莉·多乐(Milly Dowler)遭绑架并被杀害。
《萨拉法》宣传活动使《世界新闻报》主编丽贝卡·布鲁克斯(Rebekah Brooks)出了名。后来她相继担任《太阳报》主编和新闻国际首席执行官。
2011年,布鲁克斯辞职,她正在面临电话窃听的正式指控。这起丑闻爆发的原因,是有人称多乐的电话被这家报纸截听了。据报道,《世界新闻报》送给佩恩母亲的一部手机也曾被窃听。
《世界新闻报》发起的这场宣传活动的影响,从英国内政部的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出。英国和威尔士每年发生的儿童绑架案通常有500~600起。2002年至2005年间,绑架案的数量几乎翻倍,并在2004年到2005年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近年来这一数据恢复正常值。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报道效应。你或许认为,绑架的定义清晰明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多数儿童绑架案是由分居的配偶、伴侣或者其他家庭成员犯下的。多数实施绑架的陌生人不是恋童癖者,而是抑郁妇女,被绑架的儿童很快会被找到。在对佩恩、多乐被害以及索汉姆谋杀案进行广泛宣传以后,父母可能更快地报案,而警方则更倾向于把案件记录为绑架。
但如果我们探究陌生人实施的儿童谋杀案,《世界新闻报》效应也很明显。这是一组更可靠的数据:此类事件无一例外得到报道。在英国和威尔士,正常情况下每年有5~10起案例。但2002年到2003年发生了17起,次年出现15起。随后此类谋杀案例也在减少,过去5年间回到正常水平。这就不可避免地让人得出结论:对于犯下此类罪行的变态个人,宣传引发了模仿。
儿童被恋童癖者绑架的危险很微小。每100万儿童中,每年约有250人死亡,多数是自然原因,有30起是死于车祸,6人溺死,3名遭谋杀(多数是被父母杀害)。每隔5年左右,每100万名儿童中有1名被陌生人谋杀。
在这个信息泛滥却缺乏我们关注的世界,影响行为的是那些突出事件。奥罗拉屠杀这样的事件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关注,不是因为这种事件司空见惯,而是因为非常罕见。报道内容界定了我们的参考框架。突出现象赋予媒体一种特殊的、令人不安的责任。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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