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根除裙带资本主义

    “裙带资本主义”大行其道，一个人能不能发达几乎完全取决于他有没有关系和能否让当局满意。各种类型的“裙带资本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遮遮掩掩，厌恶公开讨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同业中人，会在一起，即令以娱乐消遣为目的，言谈之下，恐亦不免是对付公众的阴谋，是抬高价格的策划。想用某项能实施却又不违反自由正义的法律，来阻止同业者不时的聚会，固属难能，但立法使其便于集会，尤其是立法使其集会成为必要，却亦是错误的措施。”（郭大力、王亚南译本——译者注）

    作为一贯赞同竞争市场资本主义的少数评论人士之一，我必须问自己几个问题。除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操纵案等丑闻之外，你还可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竞争市场资本主义存在弊端：比如银行业的不自律行为导致了大衰退；收入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难以维系。然而，如果有谁指望我会吹响号角、呼吁扩大国有化和要求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那他一定会失望。

    竞争市场最大的好处是，它促进自由选择。竞争市场还帮助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财富增加。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竞争市场有促进公平的作用。这种公平并不是指结果的公平，甚至也不是指机会的公平，而是指：超额收入能因新参与者的加入而被抹平，社会存在阶梯供有抱负者往上攀爬。有时人们称这种公平为“美国梦”，但这个梦并非美国人所独有。人类设想过许多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作为经济体制而言，它们迄今仍停留在蓝图阶段——尽管工人合作社确实取得了一定成功。 

    那么，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总的来说，这个问题很难脱离亚当·斯密的理论去讨论。很少有人喜欢竞争。建立组织严密的集团，将局外人挡在门外——这种倾向恐怕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说到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那些例子，你只消想想中世纪的那些行会——不论是手工业行会，还是诗乐协会。银行家的做法则更加巧妙，他们会打着服务客户的幌子行事。总的来说，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你掌握的关系，而不是你懂的东西。因此，我们有了“裙带资本主义”这个说法。

    路易吉·津加莱斯在其新著《人民的资本主义》中给出了一个令人感慨的例子。在他的祖国意大利，“裙带资本主义”大行其道，一个人能不能发达几乎完全取决于他有没有关系和能否让当局满意。为了逃离这种资本主义，他来到了美国。然而，在美国生活了24年之后，津加莱斯郁闷地发现，自己又陷入了另一种“裙带资本主义”。现代商业太复杂了，不会允许太多亨利·福特乃至比尔·盖茨式的人物获得成功。还有一些监管机构受到监管对象的“挟持”。不过，美国政治体制的腐败才是促成和助长这一切的元凶。突显这一腐败的一个最恶劣的例子是，美国最高法院最近作出判决，允许企业近乎毫无限制地干预选举过程。

    如果我说欧盟内部存在类似的情况，也许会引起异议——欧盟的情况可能更为隐蔽。一群自我选定的政客和官员一直在倡导一种官僚和“蛮横”式的整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少征询选民们的意见。各种类型的“裙带资本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遮遮掩掩，厌恶公开讨论。1967年前，英国官方试图遏制有关英镑贬值可能性的讨论，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裙带资本主义”的这个特点（后来英镑果然于1967年大幅贬值）。但最近我再次见识到了这一点：一位平常十分睿智的欧盟银行业机构负责人在绝对私密的情况下对我说，欧元区解体绝对是不可考虑和不可讨论的。

    津加莱斯提出的改革建议中，最有意思的一项是降低复杂性。2010年的美国“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方案长达2139页，很多人都把该方案称为“律师和咨询师充分就业法案”。因为过于复杂，其中的漏洞难以发现。津加莱斯还提议取消一切工业补贴。可以想见，没有哪位政客会喜欢这个提议。津加莱斯提出的限制游说活动的改革举措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改革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内部人士能够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对普通公民来说，政治改革只能算是一个回报与付出不成比例的“副业”。金融中心上演的那些抗议活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关注点不对，很难消除这种偏见。

    但我们不必绝望。历史上，英国废除了谷物法，美国通过了反垄断法。总有一天，金融家和欧盟的官僚们也会被“打倒”。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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