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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18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肮脏战争”受害者:

寻亲,也寻出历史的“肮脏”真相

本报特约撰稿 章鲁生 《 青年参考 》( 2012年07月18日   26 版)

    “五月广场祖母”组织打出印有失踪者头像的横幅,敦促政府寻找他们被偷盗的孩子。

    尽管阿根廷早已告别军人统治,尽管当年的责任人大多得到了惩罚,对某些在“肮脏战争”中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受害者而言,他们的寻亲之路依然称不上平坦。

    7月5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法院发出了一纸许多人期盼已久的判决书:前军政府领导人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和雷纳尔多·比尼奥内侵犯人权的罪名成立,分别被判处50年和15年监禁,另有多名在军政府时期担任要职者获刑15年至40年。

    自此,一群曾被军人统治改变命运的普通民众,终于可以完整地讲述不堪回首的往事。

    1976年至1983年间,阿根廷军政府发动臭名昭著的“肮脏战争”,他们打着“国家重组程序”的旗号,对本国不同政见者横加绑架、拷打和杀害,还秘设拘留中心,关押怀孕的政治犯及其亲属,并把新生的婴儿交给亲政府人士收养。数百名无辜卷入其中的儿童,就这样在疑惑和恐惧中度过了童年。近40年过去,尽管大多数责任人都已得到法律的严惩,对那些在襁褓中便和双亲骨肉分离的受害者而言,他们的寻亲路依然充满坎坷。

    针对国民的秘密战争

    近代以来,军人执政是拉美诸国普遍的政治现象。即便在二战前一度摸到发达国家的门槛,阿根廷政坛同样多次出现军人身影。先是1959年9月,军方实力派联手发动政变,推翻了胡安·贝隆政权,对阿根廷实施了14年高压统治,直到1973年贝隆卷土重来。

    好景不长,1974年7月,重归大位仅1年的贝隆撒手人寰,他的第三任妻子、副总统伊莎贝尔·马丁内斯·贝隆根据宪法继任。缺乏治国经验的伊莎贝尔根本无力应付从丈夫手里接过来的烂摊子。苦苦支撑了近两年后,1976年3月24日,以陆军司令魏地拉上将、空军司令阿戈斯蒂上将和海军司令马塞拉中将为首的军人执政委员会再度发难,监禁了伊莎贝尔进而宣告接管全国政权,两天后,魏地拉正式就任阿根廷第38任总统。

    长期接受右翼思想影响的军政府刚上台,就毫不意外地打响了针对本国公民的“肮脏战争”,试图将左翼政治活动家、学生运动领袖、工会成员等持不同政见者一网打尽。在“国家重组程序”的大旗下,军人和秘密警察组成的“特别行动队”出没于大街小巷,随意逮捕所谓的嫌疑分子,将其投入集中营,实施严刑拷打乃至杀害。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大约3万人在“肮脏战争”中遇害或失踪,即使是阿官方的统计数字也有1.5万之多。

    尤其骇人听闻的是,军政府还秘设拘留中心,专门关押怀孕的不同政见者或其家属,待产妇生产完毕即将其处决,然后把婴儿送给膝下无子的军政府支持者收养。臭名昭著的“海军技术学校”便设有一处秘密母婴病房,孕妇在这里被强行实施引产或剖腹产手术。

    祖母们走上斗争前线

    军政府的暴行造成无数家庭支离破碎。为了阻止人间悲剧继续上演,一群年长的阿根廷女性勇敢地突破当局的封锁,试图找到从未谋面的孙辈。1976年,他们自发组织起名为“五月广场祖母”的团体,所有成员围着白头巾,时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举行和平示威。这幕震撼的景象被国际媒体报道后,引起了人道主义援助组织的注意。

    1980年,一位“五月广场祖母”偶然读到一篇科普文章,得知可以通过血液细胞中的生物化学标记鉴别亲属关系,她内心一动,觉得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寻找杳无音讯的孙辈。3年后,随着内外交困的军政府被迫还政于民,“五月广场祖母”组织经多方打听,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遗传学家玛丽·克莱尔·金取得了联系。后者又与阿根廷同行安娜·玛利亚·迪·莱昂纳多通力协作,帮助“五月广场祖母”创立了失踪婴儿的基因库。

    即便如此,寻找孙辈的工作依然困难重重,最大障碍当属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该组织副主席艾玛·罗伊斯比特说:“我们曾有很多成员,现在的数量日益减少……我们的网站上经常登出同伴去世的消息。一些人得了重病,还有一些人因身体变差不得不放弃。”

    除了寻找孙辈,从上世纪90年代起,该组织不断向政府施压,在推动对“偷婴”案的司法审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阿根廷民选政府对此相当重视,历任文职总统虽然对“肮脏战争”的其他许多罪行给予大赦,惟独不肯在这件事上宽恕军政府要人。

    据人权观察家统计,总计约有500名婴儿被军政府偷走。在民间团体和相关部门合作下,目前已有106人通过DNA检测确定了身份,并与家人团聚。为表彰老祖母们在“反对压迫、不公正和有罪不罚现象,争取人权与和平方面”而做出的不懈努力,2011年3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2010年“博瓦尼和平奖”授予“五月广场祖母”组织。

    是养父,更是仇人

    维多利亚·蒙特内格罗现年36岁。获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前,她一直使用的“玛丽亚·索尔”这个名字来自养父埃尔南·泰兹拉夫中校,后者曾是军政府“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

    对蒙特内格罗而言,正义来得有些迟。直到去年,她才获知亲生父母姓甚名谁——她是希尔达和罗克·蒙特内格罗的亲生女儿,军政府统治时期,这对夫妇积极参与反体制运动,因此被泰兹拉夫中校的手下逮捕并惨遭杀害。那时,蒙特内格罗来到人世仅13天。 

    1976年5月,泰兹拉夫伪造了蒙特内格罗的出生证明,将只有4个月大的她抱走。

    在蒙特内格罗的记忆里,自己的童年充满“杀气”——

    吃饭时,泰兹拉夫常常讲述刚结束的军事行动,绘声绘色地描述“颠覆分子”被拷打或杀死的情节。结束时,他会“啪”地一声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让小女孩不寒而栗。

    有些时候,他会带她去拘留中心,在那里与身着戎装的同僚商谈军事行动,谈论“如何杀人,如何折磨他们”,往往一讲就是几个小时。

    在街上捡到传单时,她回家后就会被养父按在椅子上,后者反复向她灌输“颠覆分子的罪行”。

    泰兹拉夫还不许她看有关“肮脏战争”的电影,包括1985年上映的《官方说法》,这部片子讲述的正是一对夫妇收养从被迫害家庭抱来的女孩的故事。

    “我小时候一直认为,阿根廷发生过一场战争,我们的军人是为捍卫民主而参与其中。现在看来这纯属谎言。”蒙特内格罗回忆道。

    真相在30年后浮现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92年,泰兹拉夫因涉嫌盗窃婴儿被调查。当法院告知蒙特内格罗,她并非泰兹拉夫的骨肉时,养父经年累月的洗脑式教育竟让她以为“一切都是编造的”。直到2000年,蒙特内格罗还坚信,让泰兹拉夫免于牢狱之灾是她的使命。直到某天晚上,泰兹拉夫突然对养女承认:她的父母正是自己带人抓捕并杀害的。

    那之后,蒙特内格罗在“五月广场祖母”组织的帮助下,踏上了漫长的寻亲路。不过,她也没有与仇人兼养父彻底断绝关系。2001年,泰兹拉夫因盗窃婴儿被判入狱,蒙特内格罗每周都会去监狱探望,直到这名曾经的刽子手于2003年去世。

    “这是一个过程;要想抹掉一切重新开始,不是一时一刻或一天两天的事,”蒙特内格罗解释道,“人不是机器,可以复位并重新启动。”

    当然,这位历经磨难的女士并不打算继续对后代隐瞒真相。“有人告诉他们,‘你们的爷爷是位勇敢的战士’。而我要说的是,你们的爷爷是个杀人犯。” 

    她宣称自己从未对泰兹拉夫怀恨在心。“心不会绑架你,不会对你隐瞒,不会伤害你,一辈子都不对你说谎,”她说,“爱,是另一回事。”

    今年5月,阿根廷法医终于在乌拉圭的一处无名墓地发现一具遗骸,经鉴定,死者与蒙特内格罗的DNA高度吻合。这具遗骸遂被认定为蒙特内格罗的生身父亲罗克。

    阿根廷政治犯的遗体为何会在另一个国家出现?专家认为,蒙特内格罗之父可能是被军政府投入海中溺死的,尸体后来漂到乌拉圭海岸,幸被当地人发现方得入土为安。

    华盛顿的两张面孔

    此次阿根廷对军政府高官进行审判时,美国前外交官、小布什时代的助理国家安全顾问艾略特·艾布拉姆斯也出庭作证,揭开了华盛顿在“肮脏战争”期间扮演的双重角色。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雷纳尔多·比尼奥内作为军人当权时期的最后一任阿根廷总统,曾被到访的艾布拉姆斯要求公开被盗婴儿的身份,作为阿根廷“重归民主”的一种手段。比尼奥内没有听从美国的建议,而是下令对涉及异见人士的档案加以销毁。

    另一方面,艾布拉姆斯的证词,并不能抹杀发生在“肮脏战争”期间的、某些可能令美国政府尴尬的事实。早些时候,美国《洞察》杂志便刊登文章称,档案显示,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怂恿,与1976年阿根廷国内的残酷镇压密不可分。

    按照该杂志的说法,1976年9月,军政府上台6个月后,阿根廷外长塞萨尔·古塞蒂出访美国。古赛蒂启程前夕,美国驻阿特使罗伯特·希尔曾向国内密报,称军政府滥杀宗教人士,并将47名政治犯暴尸街头。古塞蒂本以为美国会就阿根廷政府侵犯人权的行径发出强烈警告,让他既错愕又窃喜的是,美方在会谈中居然没对此提出异议。

    在华盛顿期间,通过与基辛格的接触,古塞蒂确信,在“镇压恐怖活动”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与我们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为期两周的访问结束后,古塞蒂回到阿根廷,立刻向总统魏地拉报告,“基辛格敦促我转告您,‘镇压恐怖活动应快刀斩乱麻’。” 

    连希尔也被基辛格的言行惹火了,1976年10月19日,他向华盛顿发出一封长达3页的电报,“严厉批评”了基辛格与古塞蒂的秘密会晤,指责前者“多次给古塞蒂打气”,使后者相信“美国给阿根廷撑腰”。基辛格的下属则回电辩解称:古塞蒂“可能只听进去了他想听的话”,并且“可能由于英语水平有限的缘故”,得出了一知半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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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也寻出历史的“肮脏”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