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月7日,日本野田政府宣布将实现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的斗法不断升级,双方立场强硬,互不让步,钓鱼岛又一次成为中日关系的死结。无论从双边关系还是地区发展而言,中日钓鱼岛之争都不会有赢家。
7月7日,野田佳彦政府在这个敏感的日子宣布最快将在9月份实现钓鱼岛“国有化”,一石激起千层浪。4月份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宣布“购买”钓鱼岛的狂言变成了日本政府的宣言。无论石原买岛还是野田买岛,都触动了中日关系的敏感地带。钓鱼岛的主权之争一直是中日关系的难解之结。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暂时冻结了两国高层互访,时隔一年,双边关系刚刚恢复,“买岛”事件又一次将难题摆在双方的桌面上。
对野田佳彦而言,由中央政府出面买岛要比东京都的石原买岛更容易掌控一些,如果钓鱼岛落入石原手中,他会不断以此来挑衅中国。但是对中国而言,所谓“购买”一说是荒谬的,钓鱼岛不是日本的私产,而是中国的领土,在中日存在主权之争的领土上,日本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购买”的理由。
如果仅仅是野田与石原争夺购买权的话,钓鱼岛不会引发如此舆情动荡,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中日两国国内政治变动和亚太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对于野田而言,执政地位岌岌可危,不仅面临着在野党的挑战,执政的民主党也出现了分裂,民主党的元老小泽一郎率领嫡系议员“出走”,另立新党。民主党内部的分裂与碎片化可能进一步推动日本政治的变动。野田之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也是拿外交赌内政。野田出身于自卫队家庭,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态度强硬,当上首相之后要“有所作为”也是必然的。
本轮钓鱼岛之争缘起于石原慎太郎的政治作秀,一个地方政府长官频频插手外交,折射出日本政治的一大乱象。在选举压力之下,日本政客往往挑最敏感问题为自己捞取政治筹码,这种不负责任与短视一直是中日关系不稳定的因素。无论石原还是野田都是如此,任何一个大国的外交都需要一定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日本政坛的乱象造成日本外交政策最大的连贯性就是不确定性。
对中国而言,网络已经高度发达,任何外交事件几乎都是“网上直播”,任何领土争端都会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领土都与“祖国”相连。民族主义情绪起来之后,即使政府也不一定能控制民众,反而要顺应民众的要求不断表现强硬。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主义成为主控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在东亚地区更是如此。
日本政客对中国的误判不仅表现在低估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还在于低估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决心。2010年美国重返亚太以来,中国沿海风波不断,渔业争端、岛礁争端频频上演。如果日本政府试图浑水摸鱼或者趁火打劫,只能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从更长的时段而言,中日关系正进入一个深层调整的时期,钓鱼岛争端只是其表征。从经济上来看,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东亚第一大国,日本的失落感正在积聚,对中国的恐惧感不断上升。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超越日本也激起了中国国民的心理泡沫,造成的结果是中日两国民众相互厌恶感不断增加。
从军事上来看,中日两国的军事战略都在转型。日本军事重心向西南转移,而中国正向一个海权大国迈进。钓鱼岛周边海域是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因此,钓鱼岛之争不仅仅是领土主权之争,背后是海权的博弈。美国的战略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向海陆边缘地带移动,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东亚地区出现一个海权大国。作为反制措施,中国海军频频进出第一岛链进行远洋训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钓鱼岛之争就有了更多的战略意涵。
钓鱼岛的主权之争,在更大的层面上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在推波助澜。2010年中日装船事件之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向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表示,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7月9日,美国国务院高官重申这一观点,为日本撑腰。但是希拉里在与日本首相会谈时对钓鱼岛国有化表示担忧。美国当年将钓鱼岛的施政权转移给日本,就为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埋下了伏笔,成为打入中日关系的楔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美国就是那个聪明的渔翁。
此轮钓鱼岛之争,打破了中日之间的默契,日本议员不仅绕钓鱼岛航行,还有地方议员登上附属小岛。而中国渔政船则突破12海里的禁忌,靠近钓鱼岛,台湾保钓人士也纷纷行动起来。日本政客的挑衅促成了两岸在保钓方面的共识。这种现象也许在日本政客的预料之外。日本驻华大使被临时召回,通报此轮钓鱼岛之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丹羽宇一郎已经回到中国,看来,双方的妥协将会是下一轮的议题。
在日本的钓鱼岛“国有化”与中国的钓鱼岛海域巡航常态化之间寻找中间道路,才有可能重新将此轮领土之争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