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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6月26日，上海美国商会发布了名为《展望2020》的报告，对上海在2020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
报告指出，尽管拥有巨大的优势和较乐观的前景，但上海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难。
建国际金融中心到底有什么“钱景”
像纽约和伦敦一样，成为全球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上海在2020年前想要达成的目标。早在2009年3月25日，中国国务院就正式表明了这一希望。
尽管《展望2020》的报告用了一堆形容词，来解释国际金融中心对一个城市而言，到底有何独特魅力。但其关键字眼只有一个：“经济效益”。
报告给出了4个最有“钱景”的“经济效益”：最重要和利润最丰厚的交易，将会在这里完成；最优秀的银行家和交易商，将会在这里工作；众多辅助金融业的企业，将会把总部设在这里，以便为金融业提供服务；在金融和相关行业中享受优厚待遇的专业人才，会雇佣许多其他人员，来满足其衣食住行、娱乐消遣和其他需求；为便于交易，本地货币会经常被作为交易货币使用。
除此之外，报告提及了一个“更重要的”好处。即这些因素还会进一步吸引精英和权威人士，来这里生活居住。他们的威望和在全球金融方面的广泛知识，也会为这里带来地缘政治“软”实力，为金融业驱动下的非金融经济体的发展情况，提供有用的指引。
正因如此，与全世界许多城市一样，上海正借助政府帮助，努力跻身成为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值得借鉴和反思的“东京模式”
即使是在上海美国商会最引以为傲的、由资深学者构成的智库中，也无人对“上海2020”最终将呈现出的样子，有一个呆板定式的设想。
报告认为，上海并不是纽约或伦敦的翻版，而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一层面上，上海的邻居东京，也许能提供更多有益的借鉴和教训。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东京也曾被寄予厚望。许多人认定，东京必然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种期待绝非凭空而来。报告详述了东京在当时拥有的巨大潜力：它曾是亚洲主要商业城市，并曾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心，并在之前数十年里，推动东京金融市场创下价格水平和业务量的最高记录。因此，外国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纷纷将亚洲总部设在东京，或至少把主要业务放在那里。
同时，日本有大量私人存款可用于全球投资，因此也拥有全球一些最大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基本上聚集在东京，从而潜在地显著促进了东京发展。良好的劳动力和高质量的生活水平，也为其提供了发展基础。
然而，时至今日，几十年过去了，东京没有实现人们对它的期待，甚至已丧失了向一个真正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资格。
日本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随之而来的“失落的十年”，似乎让东京这些强大的优势和发展势头消失殆尽。
但阻挡东京发展脚步的，还有一些强大的制度惯性。例如其政府政策、商业总体结构和本国政府的过分干涉。这与上海美国商会报告中总结出的妨碍东京发挥潜力的几大因素，几乎不谋而合。
上海多年来为何总处于劣势
从一定程度而言，报告认为，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有优势”和“前景乐观”。
报告写道，从起步时，上海就持有了一些重要优势——成为巨大且日益增长的中国金融市场入口点的潜力、“硬件”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期货和股权市场的存在和上海本身的活力等。
这些优势，在上海为建成真正国际金融中心努力的过程中，会发挥强大作用。即便上海在短期内无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但一定会成为亚洲主要的、甚至是首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上海有良好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摩根大通前投资银行家、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埃利奥特表示，“然而它必须避免东京、法兰克福和巴黎曾犯过的错误。”
这些对东京失败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制度和政策因素，在上海同样存在。据此，报告称，能否完全避免这些因素制约，真正发挥优势，将决定着上海前路是否平坦。
上海美国商会的智库认为，“对政治决策的忧心，是上海面临的最大挑战。”
其他挑战还包括：使用高级金融产品的能力有限、人民币在全球范围的使用有限、与北京金融决策机构相距较远、参与者对于将中国法律用于全球交易尚显犹豫、相关服务依然不足等基础性问题。
报告用“显然非常清楚”这样的肯定语气，来形容上海市政府对面临挑战的知晓程度。报告建议，上海需要扩大拥有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范围，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报告特别强调，“这一切的进展都取决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决策”，因为上海市政府在这些问题上不具有决策权。中国似乎正沿着有利于上海发展的方向迈进，但前进步伐却非常谨慎，这可能是使得上海多年来处于劣势的一大主要方面。
政府需制定优惠政策帮助上海
此外，报告提到了近年来外资公司对中国“政治保护主义”的担心，认为这增加了外国人在上海投资的风险。报告说，“外国人，甚至是许多中国人，都发现很难明白主要政治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他们也很难判断某项政策或重要决策，何时会被彻底改变。”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在全球范围内，金融业和政府当局都紧密联系在一起。金融机构和市场可以经受某些不确定性，但要在决策流程的不确定性下运营却尤其困难，因为这将难以预估可能出现的结果。
报告认为“应该强调”上海市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努力。报告说，“上海市政府显然知道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强化优势，弥补劣势的计划。中国金融交易量日益增长，中国政府有能力鼓励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上海来流动。”
同时，报告给中国政府提了5条建议：可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授权交易和其他活动主要在上海开展；若将上海作为中国金融活动总部的国内外机构，政府将提供特别优待政策；政府可以使用税收补贴；应致力于解决监管、基础设施和其他一些障碍，否则会阻碍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政府应鼓励和提供相关资源，可能会为上海这样正快速增长的金融中心带来最大价值。
报告最后总结道，很明显，上海有望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但要向着2020年的目标迈进，上海需要付出更多年艰苦努力，和需要专心致力于这一目标的信念。
正像美国美林银行中国区的首席运营官蒂姆·黄所说，“上海有资源，有经济实力使它成为一个地区或国际金融中心，但监管机构和政府确实需要打开更广阔市场，从而本土和外国企业都可获得市场、实现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