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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就像校园红人往往无法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那样，某个特定时代的畅销作品当中，真正能经受时间考验的也为之甚少。
1929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今《卫报》前身）请读者评选“百年后仍会被传诵的小说家”，约翰·高尔斯华绥高居榜首。现在离2029年还有一段时间，然而各位读者，你们中有谁能说清高尔斯华绥是何许人也？至少，他的作品不是普通人会在纽约地铁上捧读的那类，流行度甚至不如企鹅出版社经典译丛。这并不是说《卫报》的读者格调低下，高尔斯华绥确实是出色的剧作家，其《福尔赛世家》甚至赢得了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
可惜，历史似乎不站在他一边。上世纪30年代末，高尔斯华绥的名声就已衰落。以至于乔治·奥威尔，曾在其作品《书店回忆》中创造了一个词组“高尔斯华绥水平”，用以指代本质上平庸的热销小说。“他早期的一些戏剧和小说……的确留下了一种韵味、一种氛围，与乡村风景和伦敦上流社会的晚宴混杂在一起。”但在奥威尔的年代，高尔斯华绥“与社会的个人恩怨就已宣告结束”，“与那些他抨击过并借此成名的同行没什么两样”。
回头再来看《卫报》这份名单，排在高尔斯华绥之后的四位依次是赫伯特·威尔士（代表作《时间机器》）、阿诺德·本涅特（代表作《北方来客》）、鲁德亚德·吉卜林（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和詹姆斯·巴里（著有《彼得潘》）。没错，这些人的作品被读过、被谈论过，但都代表不了最高层次的文学成就。这就引出了一连串问题：有没有某种方法，能够精确预测今天的哪本书能长期持续走红，而不是沦为古董，或是仅仅在大部头的文艺史论著中被提及？有无显著特征可作为标准？为什么这种预测如此困难？
首先让我们引入“高中名气”的概念。几乎每所学校都有一两位光芒万丈的“毕业舞会之王”，他收到各种邀请函，振臂一呼则应者如云，最后却只能平凡地度过一生。同时，也有一些害羞的人，等着被赏识，看上去根本没什么前途，到头来改变了世界。关键在于，构成高中名气的因素（人为策划的竞赛、从众行为以及非理性的少男少女），根本不足以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与之类似，某个特定时代的热门作品，不一定能盛名常在。
最形象的例证依然来自畅销书榜单。拿份1903年的榜单瞧瞧，可以发现玛丽·沃德的《箩丝之女》、汤玛斯·裴吉的《戈登·凯斯》、约翰·福克斯的《天国小牧童》……这都是些什么？简直像部晦涩的编年史！幸好，我们还有弗兰克·诺里斯的《深渊》——这的确是本有分量的书，以及欧文·维斯特的《弗吉尼亚人》——它曾被改编成电影，而且是很多部。
看上去，畅销书绝少能经历时间的考验，原因何在？一种说法是，多数畅销书本身深度不够，只是无营养价值的快餐而已。也有人讲，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畅销书榜自然无法摆脱时代局限。另外，媒体的评选本身不够科学，毕竟，谁也猜不透未来人品味的变化。如果你在我8岁的时候问我想要一部什么车，我会告诉你是庞蒂克（曾于二战后一度流行的汽车品牌，现已消亡）。而现在，我根本不确定自己是否还需要车，就算要的话也肯定不是庞蒂克。
虽说畅销书的命运难以预测，我还是要大胆归纳一下能让它们流传得更久些的因素。最灵验的一条是：被拍成电影，特别是由英国广播公司（BBC）来拍。另外一条是：衍生出特定的形容词。当公众把“卡夫卡式”或“博尔赫斯式”挂在嘴边，说明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了符号，并会长久地存在于文学课上。如果能化成一两句格言也不坏，想想，有多少人是因为一句“过去即为异国他乡”（小说《传信人》著名的开场白），才去关注作者莱斯利·哈特利的呢？
□美国《纽约客》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