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中国已从生活满意度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沦为了满意度最差的国家之一,国民生活满意度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高度发展,但国民生活满意度与经济发展程度并非亦步亦趋。”
满意度与经济发展程度不成正比
一份题为《中国人生活满意度:1990~2010》的报告,5月14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杂志上。报告显示,尽管20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但2010年的中国国民生活满意度比20年前更低。据此,研究人员认为,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更幸福。
这份由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理查德·A·伊斯特林领导完成的学术报告《中国人生活满意度:1990~2010》强调,虽然中国2010年经济水平远高于1990年,但国民生活满意度并不如前。这一结论印证了上世纪70年代伊斯特林首创的“幸福经济学”理论(又称:伊斯特林悖论),即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
《洛杉矶时报》称,近年来,中国居民幸福感成为境内外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他们从现实生活出发,研究财富、社会不平等以及生活变化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这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整合了1990年至2010年间中国零点调查公司、盖洛普民调、世界价值调查等5个调查机构,关于中国人生活满意度的6份不同时段的调查结果。每份调查的样本数均为1000~5000,且大部分调查都有至少2500名受访者参与。
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生王非是这项报告的4名作者之一,也是其中惟一的中国人。他告诉《洛杉矶时报》,“我们采用了科学方法分析整合,并与东欧等世界各国的相关研究进行比对,相互验证,只有各项研究相互一致,才可作为结论。”
研究者通过数据量化20年内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发展会提升人民生活满意度。中国人这20年的生活满意度变化轨迹呈U型曲线——2010年的生活满意度指数,低于20年前。”
伊斯特林报告描述,1990年至2010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水平,估计提高了至少4倍,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发展会提升人民生活的满意度。
《青年参考》记者查阅了中国历年国民生产总值(GDP)数据。数据显示,20年内,中国人均GDP从1644元上升至29748元,翻了18倍。
《洛杉矶时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经济高度发展,但国民生活满意度与经济发展程度并非亦步亦趋。”
满意度降低主因:失业率高企,社保体系不完善
伊斯特林报告分析,失业率越来越高、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是造成生活满意度下降的直接原因。
报告分析,由于低失业率以及全面的社保体系,为城市工人提供的食品、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福利,1990年中国人生活满意度很高。但这种“铁饭碗”降低了国企生产效率,缺乏激励措施。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启动国企改革,打破“铁饭碗”,使得失业率大幅上升。对就业者而言,劳动市场环境恶化,加剧了人们的生活焦虑感,造成国民生活满意度下降。
德国《金融时报》据此得出结论,“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和国企裁员,觉得生活幸福的人口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明显减少。2000年至2005年这一比例达最低,后来有所增加,但总体上再未超过1990年的水平。”
报告研究者强调,伊斯特林报告并非建议中国走回计划经济,而是提出就业和社保体系对于国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同时,报告肯定了中国政府的努力,“近年来,中国政府已开始努力修复社保体系,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开端。”
满意度也有“贫富差距”
报告称,中国已从生活满意度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沦为了满意度最差的国家之一,国民生活满意度差距越来越大。
研究者按收入水平,将受访者分为上、中、下3个等级。数据显示,1990年,这3个收入等级的人群,对生活满意度相近,但此后,差距越来越明显。其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降幅最大,从1990年的65%跌至2007年的42%;中等收入人群的满意度从72%降至58%;富人满意度则从68%上升到71%。
研究者认为,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城乡之间,这与生活满意度差距扩大紧密相关。对低收入人群而言,为满足不断提高的物质需求,其生活忧虑与日俱增。他们不仅要牢牢抓住工作机会,寻求可靠的医疗保障,同时还要承担起抚养小孩和赡养老人的压力,生活满意度越来越低。
同时,医疗保障体系也反映出生活满意度差距的扩大。研究者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分析称,“经济体制改革使医疗保障体系日益私有化。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给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