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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英国《金融时报》近期发表文章称，典当行已成小企业主要贷款者之一，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填补了金融业空白。
吉林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志国在接受《青年参考》报采访时指出，小企业和农民很难从银行贷款，典当行为小企业提供了应急资金。但即便如此，风险仍然不容忽视，要当心典当行从民间筹措资金的链条断裂，从“应急提款机”变成“定时炸弹”，最终受伤的是老百姓。
典当行如火如荼，原因几何？
英国《金融时报》近期刊出的报道引用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2005年共有1972家典当行，2010年底，典当行已经增长到4433家，比5年前增长两倍多。
中国金融机构分为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类，典当行属于后者。文章称，中国典当行2010年放贷规模达1800亿元人民币，虽仅相当于银行贷款的2.3%，但这一数字正迅速上升。文章援引典当行经理的话说，“贷款规模每一两年就会翻一番”。
吉林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志国在接受《青年参考》采访时，分析了典当行发展迅猛的4个原因。
中国非常严格地限定了贷款利率，是第一个原因。他分析，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更愿贷款给大企业，因为可以降低甄别成本，甚至是“零甄别”。
他举例说道，假设一家银行想用10亿元贷款给一些小企业，每个小企业只借10万元，银行就要把钱分别贷给1万家小企业。那么，银行需要一一甄别这1万个小企业的还款能力，甄别成本非常高。但如果把10亿元贷给一家大企业，其还款能力比小企业好，银行省去了一部分甄别成本，避免了一定的风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他的说法。2011年国统局抽样调查了3.8万家小型微型工业企业经营状况，结果显示，仅15.5%能获银行贷款。
原因之二，是国家对银行进行严格信贷管制。丁志国说：“近几年，国家缩小了商业银行放贷规模，小企业更难获得贷款。它们急着用钱，就只能向典当行借钱。”
《金融时报》在《高利贷的沃土》一文中分析称：“中国政府目前对银行信贷管制已达极致，信贷额度被大幅削减，银行日均存贷比要上报。”
典当行本身的特点是第三个原因——贷款操作灵活、效率高。小企业和农民很难从银行贷款，典当行为他们提供了应急资金，弥补了中国金融业的空缺。
丁志国分析道，从小型企业用钱特点来看，投资往往随机性强、灵活性大，需要投资时，如果不能马上筹到钱，往往会错过投资时机。
他进行了这样一个比较：典当行能在一小时甚至半小时内提供贷款。但若向银行借贷，程序复杂，耗时很长，有的甚至要两三个月。
最后一个原因是借贷者的利益驱动。与存款相比，老百姓更愿把钱借给利息更高的金融机构。这就促成了特殊金融机构出现，比如典当行、担保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丁志国说：“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利息高于银行，老百姓把手里的钱借给它们，可以获得更高回报。”
风险暗藏，为何难以监管？
“典当行虽为小企业和农民提供贷款，弥补金融行业空缺，却存在很大风险。”丁志国告诉《青年参考》，“目前，90%以上具有融资行为的中小企业，都是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有些民间借贷不仅没有任何借贷合同，甚至一个电话就可以向这些金融机构借钱，这种现象在温州、河南等地非常普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丁志国坦言，虽然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但温州、河南等许多地方的典当行放贷利率远不止4倍。现在很多典当行放贷利率达40%，甚至高达80%，“其本质上是非法高利贷”。
典当行既获法律保护，又能高利率放贷的“花招”，正是在借款合同上做“手脚”。他举例道，比如某企业向典当行以80%的利息借款100万，因此需支付本息180万，但80%贷款利率显然已超出法律保护范围，这时，典当行就会把合同上借款100万改为150万，并把利息改为20%，这样就逃过了法律监管。
丁志国认为，除了过高利率放贷，法律难以监管外，典当行民间融资进行放贷，也是导致风险的重要原因。
他表示，按国家法律规定，典当行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但实际上，许多典当行向民间融资，比如通过朋友口耳相传的方式。百姓把钱借给典当行，典当行把这些钱集中到一起，往外放贷，这是相当常见的非法融资行为。“我们也经常收到一些典当行的融资短信，就是它们进行民间融资的一种途径。”
丁志国指出了典当行的潜在风险——资金链断链。他说，中小企业利润率低，有能力偿还典当行高利贷的企业少之甚少，企业无法还贷，长期发展下去，典当行资金链必然断裂，“老百姓贷款给典当行的钱覆水难收，成为实际受害者”。
为规避金融风险，他认为国家一定要“放宽”政策，加大力度进行经济改革，实现利率市场化。如果小企业能从银行借到钱，肯定不会选择典当行。他建议，可以建立更多村镇银行，允许其以更高利率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