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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虽然每个记者都被告知“不要采访工作人员”，但芭芭拉不管三七二十一，带着翻译来到录像室，招手让摄影师过来，然后打开所有灯光。“翻译说，‘我不能接受采访’，可他已经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了”。
40年前的尼克松访华，可能算得上美国新闻史上的里程碑。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几乎禁止所有美国记者访华。对于尼克松此访，中方却破天荒地同意将近100名媒体工作者随行，并且允许对“尼克松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的欢迎宴会”、“尼克松登上长城”、“参观故宫”这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进行电视转播。
美国媒体的近距离涉华报道不仅改变了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为尼克松争取到了调整外交政策所需的公共支持，同时还为中国政府逐渐给予国际媒体更大自由打下了基础。
长期以来，人们对尼克松此次“破冰之旅”相关报道的幕后细节知之甚少。直到不久前，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研究所制作的纪录片《解析中国之旅：改变世界的一周》公开发行，人们才得以一窥那些随访的美国记者们，在“历史性的一周”中遭遇的故事。
“谁要是能让我随尼克松前往中国，我就愿意陪睡”
“我们谈论着，在这场不惜一切代价的争夺中，谁将获得机会。”据合众国际社记者德克·霍尔斯泰德回忆，当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传出时，美国新闻界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强烈兴趣。在全美各地的新闻编辑室里，人们激烈地争夺着参加这一历史性旅程的名额。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间，白宫新闻办公室收到了雪片般的随团报道申请。每当美国总统出访，随访记者团一般都有150到200人。但这次，中国方面严格限制人数。经国务卿基辛格亲自出面协调，中方最终同意让87名记者和几十名技术人员随行。
“突然间，一些非技术人员——副总裁、总裁、执行制片人等，全都挤了进来，以‘音效师’、甚至‘电工’的身份报名。”美国广播公司的汤姆·贾里尔说。“一位年轻女士走近行政部门的某个官员，半开玩笑地说，谁要是能让我随尼克松前往中国，我就愿意陪睡。”担任基辛格助理的理查德·所罗门，如此描绘争夺名额的激烈程度。
总统讨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差点儿没给名额
然而，尼克松本人对各家媒体却是亲疏有别。他发誓，要将自己最不喜欢的两份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排除在外。
《纽约时报》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提到：“总统说，《纽约时报》一个人也不让去。好在他身边的人极力劝说，尼克松总算勉强给了一个名额。”为了得到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弗兰克尔动用了自己的资格和级别优势，让其他同事留在了家里。
可是，弗兰克尔登上飞机后发现，来自几家电视网的好几个副总裁也在飞机上，没有担当任何实质性角色。众所周知，电视媒体需要更多的名额分配给技术员和摄影师，“但每家电视网竟然都派了一堆闲人。很明显，整个行程的侧重点是为电视报道提供方便，而来自纸质媒体的我们少数几个，只是陪衬而已。我感到无比愤慨！”
《华盛顿邮报》也不受待见，该报1971年秋关于“林彪事件”的一篇报道，曾引得尼克松勃然大怒。在尼克松看来，报道任何中国不喜欢的东西，都可能令自己的访问泡汤。因此，当尼克松看到该报记者出现在名单上时，立刻将其划掉，并特别批注“绝对不行”。最后，还是在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等人的劝说下，《华盛顿邮报》才没被打入冷宫。
启程的那天终于到来时，记者团的飞机上充满了召开超级派对般的气氛：“哇！我终于上飞机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回忆道，“我正前往中国，一个封闭了那么多年的国家，这种感觉就像要离开地球，飞往宇宙深处的某个星球似的。”
无法接触到实质性新闻，美国记者很无奈
前往北京的旅途十分顺利，记者们被安排住在当时中国最好的宾馆之一民族饭店。不过，最初的兴奋很快被失望取代。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见，没让任何美国记者参与报道，而在其他场合，除了事先安排的活动和拍照机会外，他们也不能报道各自感兴趣的东西。
“他们会见了20分钟，会见了两小时，在某某大厅会见了，谁参加了会见……就这么些干巴巴的信息。”美国广播公司的汤姆·贾里尔十分无奈，“我们想知道的是：他们讨论台湾问题了吗？讨论苏联了吗？讨论军事问题了吗？讨论未来贸易了吗？”
“无法接触到实质性新闻”的苦恼在记者中蔓延。“我们抱怨不迭，白宫新闻代表和尼克松的行政人员的反应只是耸耸肩，然后表示，‘我们是在中国，必须按照中国人的方式行事’。在这件事情上，媒体和白宫双方的关系越搞越僵。”丹·拉瑟说。
尽管限制很多，但对美国公众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是全新的，仍然可以做成不错的节目。芭芭拉·沃尔特斯当时为全国广播公司工作，是记者团中仅有的3位女性之一。她觉得，“有一些与政治不相关、而与社会生活方式有关的东西，对美国观众而言依然非常有趣。比如针灸，这种不用麻醉就能做手术的学问，令人难以想象。”
想办法甩掉中国“看管员”，偶有成功
中方对采访纪律要求严格，还体现在：他们给每位记者都配了一名陪同人员，美国记者称之为“看管员”。因为除了担任翻译、向导外，这些人还负责监督记者们遵守纪律。
“他们显然接受过严格审查，你别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美国广播公司的泰德·科佩尔请翻译“每到一个地方，都给我讲一个本地的笑话”，然而，“对方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我什么笑话都不知道’。”
芭芭拉却设法说服自己的翻译做了一次电视采访。虽然每个记者都被告知“不要采访工作人员”，但芭芭拉不管三七二十一，带着翻译来到录像室，招手让摄影师过来，然后打开所有灯光。“翻译说，‘我不能接受采访’，可他已经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了”。
还有些胆大者决定甩开“看管员”，独自出去闯闯。丹·拉瑟就有两次这样的经历。
“一次，我成功摆脱了看管员几分钟，走了不到四分之三个街区。摄影组往一个方向走，我走另一条路，让对方难以应付。我们计划在拐角处的小商店会合。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当看管员们赶来时，我们已开始拍摄。他们互相看着，有些迟疑，不想在阻拦我们的时候被拍下来。最后，他们还是表示，‘你们不应在这里，请赶快回酒店去’。”
另一次，拉瑟走出酒店，正好赶上一辆公共汽车靠站，灵机一动便跳了上去。“中国工作人员努力追赶汽车。我在没人照看的情况下坐了15到30分钟。到终点时，我想告诉司机，如果不介意，我将反方向坐回去。可惜我不会说汉语啊，为此一直感到特别遗憾！”
“尼克松不在乎报纸，他要的是电视盛宴”
随着时间推移，纸质媒体和电视台同行间的关系也趋于紧张。主要原因在于：白宫认识到了电视的力量，在访问中把电视媒体放在首要位置。《华盛顿邮报》的卡史丹的解释很直接：“尼克松想要的是电视的大肆报道。他不在乎报纸，他要的是电视盛宴。”
“唉，报社的人对我们非常恼火。《纽约时报》之前写了无数关于中国的报道，而在这里，我们电视媒体跑在了他们的前头，他们非常不快。”芭芭拉说。
电视台得到的偏爱，在尼克松登上长城时尤为明显——拍摄的最佳位置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占据了。《纽约时报》的弗兰克尔在拍摄尼克松及其夫人时，则“被卡在了一个古老城垛的后面，只能透过石头间非常狭窄的缝隙向外观察”。
的确，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影像比中美联合公报的细节更富吸引力。按照基辛格另一位助理温斯顿·洛德的说法，“很明显，人民大会堂里的中国军乐队、尼克松在长城、互相祝酒、观看革命芭蕾……这一切画面都成为最吸引眼球的事情”。
《纽约时报》的弗兰克尔吃着吃着，就趴在饭桌上睡着了
在整整8天时间里，那些跟随尼克松访华的美国媒体人，有新鲜、兴奋，有失望、沮丧，有嫉妒、排挤，有挫折、疲惫。在他们的笔下、在他们的镜头里，曾经神秘的中国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这一切都是用夜以继日的努力换来的。
“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当时不仅要处理和传输自己的图片，还要为《时代》、《生活》和《新闻周刊》处理图片。我们要在暗室里一直呆到早上4点。为了保持清醒，我会短暂地回到房间，拿上几个中方提供的柑橘和自己的威士忌，再回到暗室继续冲胶片。”合众国际社的霍尔斯泰德回忆道，“可怜的中国看管员也没法休息。第三天大约早上5点，当我从暗室走出来时，只见他伸开手脚躺在地板上，说：‘先生，你必须休息一下，否则会死掉的’。”
在对中国之旅的最后一站——上海的访问即将结束时，尼克松为精疲力竭的记者们安排了告别宴会。《纽约时报》的弗兰克尔吃着吃着，便一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他实在是太累了。据弗兰克尔自己事后计算，8天时间里，他总共完成了3.5万字的稿件。
本报记者 刘坤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