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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几位身在叙利亚霍姆斯市的外国记者，在如同鬼门关的回家之路上跋涉。为了护送他们离开，至少20名叙利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今，几位外国记者已回国，躺在干净明亮的病房里接受治疗，以及蜂拥而至的媒体采访。没有人记得那些为此丧生的叙利亚人的样子，甚至没有人能确认伤亡人数。人们用一个笼统的名字称呼这些人——“敢死队”。
从叙利亚霍姆斯市巴卜阿姆鲁区出发，前面大概是世界上最遥远的回家路。哪怕是到达旅程的第一站——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护送多名外国记者离开叙利亚，至少20名当地人失去了生命。
这条如同鬼门关的回家路，英国记者保罗·康罗伊走了26个小时，两位法国记者熬了足足4天。如果没有当地人协助，他们的回家路恐怕更漫长、更艰辛。
几位战地记者如今已经回国，躺在干净明亮的病房接受治疗，以及蜂拥而至的媒体采访。没有人记得那些为此丧生的叙利亚人的样子，甚至没有人能确认伤亡人数，只能用“至少”来尽可能地提高准确性。人们用一个笼统的名字称呼这些不具名的人——“敢死队”。
就算死亡不可阻挡，也要先于被护送的人们死去
躺在英国医院病床上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摄影记者保罗·康罗伊清楚地记得，从战火纷飞的叙利亚动身前，一位长官模样的人集合了100名当地男子，排成整齐的队列宣誓，护送康罗伊等人安全离开叙利亚，“就算死亡不可阻挡，也要先于被护送的人们死去”。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伟大的关爱。”康罗伊说。
在“敢死队”到达前，已有7名16岁到24岁的当地人因为给外国记者送医疗物资而身亡。
康罗伊和两位法国记者得到通知：几位外国记者将被护送出境。可那时这几位记者身负重伤，行动非常不便。在2月22日的采访途中，他们和美国记者玛丽·科尔文等一道，躲在霍姆斯的临时媒体中心，落在门口的火箭弹导致科尔文和法国摄影记者雷米·奥克利克身亡，其他记者受伤。
康罗伊说，当时他感到左腿受到巨大的冲击，他伸手去摸，却一下子从腿的前面穿透到腿后。他一边用止血带压住伤腿，一边给自己打气：“距离死亡，我还有15分钟。”
“还好，我及时得到了当地人送来的药品，我活下来了。”康罗伊说。
叙利亚反对派组织“敢死队”的机构发言人表示，护送记者出境的路线“非常复杂”，途经军队、雷区和一个大型军事基地。护送期间，他们遭到两次火力攻击，第一次攻击让他们走散了，两位法国记者不知去向。但康罗伊“发现自己认得路”，他当初从黎巴嫩进入叙利亚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路。
于是，康罗伊成为那次护送行动中第一个成功离开叙利亚的外国记者，至少13名当地人为护送他出境，永远倒在了路边。
铺天盖地的报道给营救计划带来灾难
从越过叙利亚边境的那一刻起，康罗伊就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抢发消息。虽然重伤的康罗伊并没有详细讲述自己惊心动魄的“逃亡”，这张脸却成了人们打开电视就能看到的熟悉面孔。
康罗伊到达安全地点后，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第一时间发表了演讲。得知当地人因为护送自己而牺牲的消息后，康罗伊通过妻子转述说，自己背负了“极大的负担”。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一旦没了记者的相机，天知道那里现在正在发生什么。”躺在医院里的康罗伊在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袖手旁观。这不是战争，而是一场屠杀。”
不过，媒体对康罗伊的集中报道惹恼了负责护送他们出境的反对派机构。该组织发言人用“极度失望”来形容他看到这则登上无数媒体头版头条的新闻的感受。
这位发言人说，他们对护送计划高度保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了解几位记者的行踪，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可现在，护送的消息却铺天盖地。尚有多名记者仍在战火纷飞的霍姆斯，这样的报道无异于泄露消息，给接下来的营救计划带来灾难。
事实如此。和康罗伊一道离开叙利亚的两名法国记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难。他们的消息一度被切断，混乱的状况导致法国总统在同一天两次公开发布消息，一条是“证实法国记者已安全撤离”，第二条是“不知法国记者是否已撤离”。
直到3月4日，人们才在法国巴黎的机场看到了这两位记者。供职于《费加罗报》的女记者布维耶躺在担架上，摄影记者威廉·丹尼尔斯和她在一起。走出机舱的他兴奋地朝空中伸出拳头，笑着大叫“哇哦”。
天空不断落下的炮弹，“是巴沙尔在跟我们说早安”
在机场为两位记者做初步医学检查的女医生说，如果同样的经历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大概早已精神崩溃了”。
和幸运地认出路的康罗伊不同，摆在这两名法国记者面前的是难以想象的艰险。
30多岁的丹尼尔斯用“连续9天不间断的噩梦”来形容呆在霍姆斯的日子。布维耶记得，当她第一天到达叙利亚，看到天空中不断落下炮弹的时候，当地人告诉她：“那是巴沙尔（叙利亚总统）在跟我们说早安。”
同康罗伊一起被炮弹炸伤后，两位法国记者决定撤离。“我们累坏了，身心俱乏，我们必须离开那里。”布维耶说。
叙利亚电视台播出了两位记者的照片，他们成了被搜捕的目标，必须秘密离开。
护送她的人都逃走了，把她留在一条黑暗隧道里
布维耶伤势严重，不得不被绑在担架上。在“敢死队”的护送下，他们趁着黑夜乘车出发，从一个据点转移到另一个据点，换了一辆又一辆车，在暴风雪中的山路上前行。
两名记者的照片在电视中作为被通缉人员反复播放，一路上，几乎遇到的每个人都认出了他们，叫着他们的名字，冲他们微笑。
当他们遭遇第一次攻击后，原本聚在一起的护送小队被打散。
为了躲避袭击，一些反对派成员和数十名伤员逃到一片狼藉的居民区。
布维耶回忆说，负责照顾她的士兵把他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放在她身上，然后伸出一只手摸着她的头，进行祷告。
“这并不能让人安心。”布维耶说，“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然后，护送她的人都逃走了，把她留在一条长3公里的黑暗隧道里。
“死在这里也不错，可是，不是现在”
陪在布维耶身边的，只有她的同事丹尼尔斯。当炮弹爆炸的声音从隧道的出口传来时，她一度觉得“逃离霍姆斯的希望就此告终”。
“我不知道隧道是不是被封锁了，叙利亚政府军会冲进来吗？”布维耶说，“我很想逃跑，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还被绑在担架上。”
幸运的是，他们终于被一名反对派成员营救。这个骑着摩托车的叙利亚人带着他们冲出隧道，回到巴卜阿姆鲁区。
布维耶头上流着血，腿上缠着绷带，全身上下只穿了内衣和袜子。当她向旁边的人要香烟的时候，反对派士兵用惊讶的眼神看着她。
士兵吃惊地问她：“你想死在这里吗？”
布维耶说，她当时想了一下，然后回答：“如果是说很久以后的事情，死在这里也不错，可是，不是现在。”
很快，“敢死队”第二次带着两位法国记者冲出重围。“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把我们当成国王一样。”丹尼尔斯说。布维耶也说：“这些人真的为我们出生入死，为我们付出了一切。”
为了保护协助他们逃出来的叙利亚人，两位记者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并没有透露逃亡路线的详情。
抵达黎巴嫩后，布维耶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父母。“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在哪里，只是说，一切平安。”
本报记者 李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