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希望在大学里工作

    说两件反差很大的事。我给一群人读自己写的一个短篇小说，事后请听众提问，强调不论是笼统的还是具体的，什么问题都可以提。第一位提问者想知道，我如何看待原小说构思与传统哲理小说的关系。这个问题过后，她请我推荐一些书读。第二位听众提问，我的作品与自然主义小说有何关系。第三位则比较了我的小说与拉美科幻协作鼻祖毕欧义·卡萨雷斯作品的异同——这倒提醒了我要多读点书。

    次日，我和一个人通电话，此人看过我改编自上述短篇小说的电影剧本。她问：“为什么你在剧本里提到某款柠檬榨汁机的名字？”真是无聊的问题。这还不算——接着，她又问了20分钟，从她所提的那些问题看出，她只知道这个剧本和我发表在《卫报》旅游栏目的一篇文章，至于我的其他作品，她一概不知。

    头一批提问者是大学生，而那个电话里跟我交谈的，是某全国性报纸的记者。前者属于专心、活跃、好学的年轻人，而后者缺少好奇心、抱有偏见。这种反差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希望在大学里工作。当然，我见过不少粗野、狭隘的大学生，也知道许多勤奋、敬业的记者。但在我看来，大学生与记者的不同反应具有代表性，说明在大学环境里，追求知识常常是出于其本身价值，而在外面的大世界，一切价值往往都以金钱来衡量。

    高等教育饱受攻击。有一种政治和社会观点认为，所有教育都等同于培训，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这样的观点只会使大学成为投资者温床。抗议涨学费值得同情，但过去几年来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们的批评缺乏理论上的精确。

    一直以来，我激烈批评英国大学大量出现的创意写作课程。我在人文学院教文学写作，我会为社会科学学院制作课程模块。我感兴趣的，是诸如数字时代的阅读与记忆、步行作为城市研究和政治行动主义的一种形式、心理学职业的文化优越性，当然还有经久不衰的话题：小说往何处去？

    我知道，这样看起来，仿佛我更关心从教学生中得到什么，而不是他们能从我这里学到什么。但实际上，这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我在文章开头讲到的那次对话发生在肯特大学。后来教师告诉我，他们的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辩论。年轻、尚未成熟的头脑与年纪更大、社会阅历广的成年人发生知识碰撞时，会产生某些奇妙的事。

    最后：我不会从奇怪的“金钱价值”来看我的文学和记者工作，也不会用它衡量我的大学角色。不过，如果我认为自己没有帮助学生，使他们与世界达成一种更丰富、更有力的关系，那我就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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