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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神允许的话，我希望死于成为我所爱的国家的首位女总统之后，死于这个国家所有的儿童——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平安降生之后。
我出生的那天，就是该死的那天。
没有一个人希望我活下来，包括母亲。原因？阿富汗每天都有数以千计没人要的女婴出生，我不过是其中之一。
我出生前，母亲已经给父亲生了8个孩子，还跟另外6位女性分享父亲。就在我出生前几个月，她平静而绝望地看着他迎娶了又一位妻子，那是个14岁的姑娘。母亲知道，要保住父亲对她仅存的感情，惟一的希望就是她腹中的生命是个男孩。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又哭又叫，母亲却根本不看这个小不点儿一眼。她心中所想的，只是自己作为女性的失败。
我被扔到外面的太阳底下等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是家里的第19个孩子。我躺在那儿哭到发不出声，皮肤被炎热的阳光灼伤，直到几个小时后，终于有好心人把我抱进屋递给母亲。她突然感到无比内疚，保证再也不会让我受伤害了。
尽管母亲目不识丁，她成了我的英雄和拯救者。随着阿富汗战争持续进行，身为国会议员的父亲死了，其他几位家庭成员也失去了生命。此时，母亲成了将支离破碎的家庭聚合在一起的粘接剂。多亏了她的决定，我才得以成为家中第一位获准去上学的女孩。
数以万计的阿富汗女性具有母亲那种沉默的力量。然而，在这片国土上，女性的价值有时候还不如一头山羊——山羊至少可以给你奶和肉，一个女孩却要增加一张吃饭的嘴和一份嫁妆。能在暴力、苦役和疾病的折磨下度过一生，已经是她们最好的期望了。女性是一种动产，是主人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使用的财物——无论主人是她父亲还是她丈夫。
在访问一个村庄时，我碰到了一位因早产而奄奄一息的妇女。她肯定不超过25岁，但已经有了4个孩子。她告诉我，她不能叫丈夫带她去看医生，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得卖掉一头牛。“我死了，丈夫可以找到一位新妻，如果他把牛卖了，我们家吃什么呢？”这番话令人心碎——我十分确信，这位可怜的女子如今早已不在人世。
担任国会议员的8年间，我代表的是巴达克山省，这是阿富汗最贫穷、最边远和最保守的地区，具有世界上最高的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这是阿富汗的羞耻，因为阿富汗容忍了这种愚昧，从而使这种状况延续下来；这也是国际社会的羞耻，因为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后，国际社会向那些旨在重建我那摇摇欲坠的国家的项目中，注入了数以十亿计的资金。
我们用什么标准可以判断这些援助成功了呢？北约各国的政府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已制订撤军计划，面前的现实问题是，一个腐败居世界之冠、只出口海洛因、缺乏基础设施、安全、医疗保障和教育、背负巨额债务的国家，怎样才能成功地融入现代世界呢？
最近有报道称，塔利班正寻求在海湾国家卡塔尔开设政治办事处，这被普遍认为是西方为了把塔利班重新带回主流政治舞台，以便进一步开展“和谈”的前兆。对此，阿富汗国内有不少质疑的声音，我就是其中之一。几个月前，塔利班分子还企图暗杀我。我的保镖与他们激烈枪战了一个多小时，我蜷缩在车内，不知道自己将会生还还是死亡。他们此前已几次行刺我，为的都是相同的理由：我是一位大声呼吁人权和民主的女性。
或许有朝一日，塔利班真的会夺去我的性命。我对此听天由命。但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放弃带领人民走出腐败和贫穷深渊的努力。为此，我决定参加2014年的总统大选。我生为女孩，早就被认为是该死的，如果神允许的话，我希望死于成为我所爱的国家的首位女总统之后，死于这个国家所有的儿童——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平安降生之后。
□摘自《受偏爱的女儿：为带领阿富汗走向未来而战》（The Favored Daughter: One Woman's Fight to Lead Afghanistan into the Future），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2年1月。
关于作者：
法吉雅·库菲是阿富汗首位女性副议长，也是著名的妇女儿童权利人士，2009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全球青年领袖”之一。作为阿富汗2014年大选中颇受看好的候选人，《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CNN等多家媒体对她进行过专题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