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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2月08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美国对中国思维方式存在哪些误读

郑永年 《 青年参考 》( 2012年02月08日   03 版)

    ■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中国强调的“韬光养晦”战略,在西方看来只是暂时的,是为了等待更好机会,但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则具有永久性。

    文化冲突影响国际关系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环境可以说呈现出“风云变幻”的局面。各个方面吃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几年前,美国宣称要“重返”亚洲。尽管现在的美国也是说得多,做得少,但美国所做的一些事情则令中国深为担忧。人们看到,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越来越具体化,包括经济方面的TPP和军事方面的南中国海问题。在这些实际政策变化背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话语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先前的积极话语转变成为消极话语。

    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为关注的就是维持其霸权地位。在美国看来,对美国霸权能够构成真实威胁的就只有中国。尽管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意图挑战美国,也无意称霸,但美国人的认知并不是这样的。

    从文化地缘的角度来说,很多类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文化的冲突。把文化放置于国际关系中,就不难看出文化到底如何发生作用。其一,文化作为思维方式影响国际关系。思维方式本身并不成为冲突的根源,但当两种思维方式互动的时候,冲突很容易发生。一种文化里表现为“防御性”的战略,很容易被另一种文化理解成为“进攻性”战略。其二,文化可以成为一种资源或者工具,为主权国家所动员和利用来影响国际关系。文化一旦被当作资源,就会对国际政治产生无穷的影响。

    中国哪些文化思维会被美国误解

    就国际关系来说,中国文化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有什么不同?在哪些方面会发生国家间的冲突呢?

    这两种文化首先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使得中国具备了一个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处理问题的方式。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过程中往往显得不慌不忙,具有足够的耐心。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对一些难以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人们往往求助于时间,把问题留给未来。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只要问题得到有效管理,不让其爆发出来成为现实问题即可。

    其次是对战略的理解。中国所强调的“韬光养晦”战略,在西方看来只是暂时性的,只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机会,但实际上,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这一战略则具有永久性。在不同时间,中国使用各种不同的话语来论证“韬光养晦”战略,例如“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它是中国数千年“反应性外交”和“防御性外交”文化的当代体现。

    同时,这种文化也反映在中国的军事发展上。中国强调“止戈为武”,发展武器是为了反对武器的使用,防御性和非进攻性是中国国防发展的最显著特色。此外,中国只有当了解到其他国家会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武器来威胁自己的时候,才会去发展某种武器,制定某种军事战略。中国很少有主动的,类似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这和苏联不同,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也和英国、美国不同。

    反应性外交更是反映在中国的日常外交事务中。在传统“天下”观下,中国一直没有外交的概念。近代以来,尽管开始有外交的概念,但外交在国家的政治议程中很难占据重要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中国往往缺乏主动的外交战略,整个外交系统都在反应性地运作,每天对国际事务作出“救火”式的反应。

    中美对主权国家概念的不同理解

    对国际关系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和西方对主权国家概念的不同理解。

    主权概念兴起于西方,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尽管主权的概念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做了根本性的转型。西方的主权国家概念里包含有“同质性”和“趋同化”的意义,因此西方国家总是努力想改变其他国家的政体形式,使得其他国家形式和西方的趋同。这明显表现在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推行“民主自由”政体的努力上。很多年里,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也仅仅是西方文化的表现。

    与此不同,中国人所理解的“主权”仍然具有浓厚的“和而不同”的传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应当欺负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应当强求其它国家接受自己的各种制度形式。多样性事物的共存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的理想,即所谓的“和而不同”,或者“和谐”。 

    随着美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随着代表中西两种文化的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互动的增多,它们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多。如何应对这种文化地缘转移给中国外交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这是中国今后数代人要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摘编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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