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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编者按：2011年已经过去，但它的一系列变化，也许是今后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开幕式。2011年国际关系现象有什么深层逻辑与历史意义？对中国有何启示？本报就此专访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教授。
❶ 2011重要性堪与冷战结束比肩
《青年参考》：2011年的国际形势意味着什么？
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有人称2011年为“失衡一年”，有人称之为“难以承载之重的一年”。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2011年，历史急剧变革，注定要成为世界历史上具有标识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将与二战或冷战的终结比肩。
2011年的世界大事，可以分为突变性与累积性两类。《时代》周刊对全球十大新闻做了总结。一是突变性事件，比如“阿拉伯之春”、中东动荡、日本大地震、本·拉登毙命和于特岛惨案，这些事件的发生超出人们的预期；另一种是累积性的事件，如欧债危机、巴勒斯坦建国梦、非洲饥荒、卡扎菲殒命、印度绝食运动等。
实际上，累积性事件也是以突发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否则不能成为重大新闻。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这十大事件有许多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拐点。
《青年参考》： 2011年中哪些事件可能影响当下国际关系的发展，并且能够写入未来世界历史或国际关系史的教科书中去？
刘德斌：2011年极可能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历史在这一年的突发性和累积性事件中露出了它的真面目。我们将面对一个已有的术语难以分析和定义的世界。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无论是阿拉伯之春、欧债危机还是席卷全球的抗议活动，这三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新闻，都是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根本上发生变动的象征。
❷ “阿拉伯之春”正在演变成一场社会革命
《青年参考》：如何看待“阿拉伯之春”？
刘德斌：中东曾被许多学者视为“黑洞”。在欧洲、北美和东亚相继迈入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的进程之后，中东国家似乎依然在原地徘徊，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似乎水土不服。通过“9·11”恐怖袭击，中东国家的极端分子把怨气撒在美国头上。美国在打响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推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力图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但随着小布什政府的更迭而销声匿迹了。
现在中东国家的人民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一场“革命”。这场突发性的革命实际上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是多种矛盾多少年累积的结果。正因如此，“阿拉伯之春”所具有的影响和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新闻”的范畴，而具有了深远的历史意义。贫富差距过大、青年失业、专制统治、社会腐败、电讯革命和西方国家的推波助澜累加起来引发和推进了一场势头猛烈的社会革命。应该说，这是自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
《青年参考》：如何评判这场社会革命对以后的影响？
刘德斌：这场运动尚未尘埃落定，要作全面的评估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可以大体描绘其中的轮廓。
首先，虽然伊斯兰教的影响无处不在，但“阿拉伯之春”是一场世俗化的社会革命。尽管在革命后的国家如埃及和利比亚掌权的人宣称要建立更为伊斯兰化的国家，但这场革命却不是在宗教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为革命后的中东地区在现代国家的构建方面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请注意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通过选举来取得执政地位的，他们要争得选民的支持就必须能够提出实现这场革命目标的措施和方法，包括失业、贫富不均和社会腐败等，而这些都不是通过激进的宗教手段就能够解决的。
其次，“阿拉伯之春”实际削弱了基地组织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革命所推翻的政权也正是基地组织要推翻的政权。美国要在中东国家推行民主计划，以消除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但美国的计划失败了，流产了。“阿拉伯之春”以人民革命、把亲美政权拉下马的方式推进了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基地组织的成员参加了这场革命，但并不能左右这场革命。中东革命与本·拉登毙命同时发生，无疑基地组织的影响力被削弱了。基地组织的成员只有参加到革命后国家的建设中来才能够发挥作用。
最后，“阿拉伯之春”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的巨变，有赢家，也有输家。土耳其是这场革命的赢家，凯末尔革命以来，土耳其坚持世俗化的道路，并且希望加入欧盟，但是入盟道路坎坷多舛，而如今中东变局为土耳其扩大在中东的影响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伊朗是另外一个赢家，从短期来看，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之后，伊朗成为波斯湾地区的老大；长期来看，美国能否容忍伊朗势力坐大还有待观察。美国从短期来看是输家，从长期来看有可能是赢家。倒台的不少政权曾经是美国的铁哥们儿，比如穆巴拉克，但是，当这些国家完成政权重建之后，恐怖主义的空间变小，无疑会改善美国的安全形势。
俄罗斯在这场变局中的得失尚难下定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俄罗斯外交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一旦形势逆转，俄罗斯可以将昔日的盟友弃之如履，这是与俄罗斯自彼得一世加入欧洲外交体系以来的外交经验一脉相承的。
❸ 欧债危机催生另类“失败国家”
《青年参考》：欧债危机在世界历史中会有怎样的地位和影响？
刘德斌：欧债危机应该说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种延续，与美国金融危机不同的是，欧债危机是主权国家的信用危机。其根源在于欧洲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难以支撑起高福利待遇，国家大举借债，结果导致系统的危机。欧债危机也在考验欧洲国家处理危机的能力，高福利与低速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一种矛盾，如果不能化解这一矛盾，这些国家就陷入了另一种“失败国家”。
欧债危机也引发人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这一历久弥新的话题，有人说，资本主义代表着富人的利益，而市场代表着穷人的利益，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市场交换在古代便一直存在着，而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与剥削性使其具有了内在的缺陷，因此需要法律予以平衡。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也需要警惕资本主义逻辑的危害，对于新兴国家尤其如此。
《青年参考》：2011年全球性的动荡有没有内在的动力？
刘德斌：2011年的抗议浪潮席卷全球，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也有共同原因，这就是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甚至像一群乌合之众，但它在世界各地引发的反响却会使这一运动持续下去。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国家帮助推翻了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但自身也陷入经济与社会危机之中。由此可见，民众的不满并没有被地中海所“阻断”。
《青年参考》：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刘德斌：2011年提示我们，中国的崛起将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中东革命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局直接影响到我们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合作关系。革命刚刚开始，我们与这些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还在增加，中国必须做好多方面的准备。欧债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对中国的出口产业形成持久冲击。全球性的社会骚动必然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并对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现代国家能力建设提出更多的挑战。2011年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