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叙利亚的报道,大多充斥各种数据、政客表态及时政分析,而对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来说,身处其中的人,是局势的直接推动者,也是后果的直接承受者。本版速写5位叙利亚人,虽不能代表整体,但希望有助让叙利亚问题更加可感。
1
政府雇员高莎:
只要见到总统,我就像到了天堂
大马士革随处可见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各种画像。比如,大马士革机场取行李的地方,几乎每根柱子上都用透明胶带粘着一幅。但在叙利亚一周时间,我们碰到的叙利亚人却很少别着总统像章。高莎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
她在叙利亚旅游部部长办公室工作,一路陪同我们。第一天到机场接我们,胸口就别着两枚总统像章,此后几天每天都戴着,有时还会换不同形状的像章。
她抹鲜艳的口红,擦绿色眼影,讲一口很流利的英语,语速很快,似乎永远在高分贝地、不知疲倦地哇啦哇啦,时常能听到她“咯咯”大笑。有一天我用手指指她的像章,还没开口,她就一把按住胸口的像章,说:“啊!巴沙尔总统,我的爱!”
“我爱巴沙尔总统,你知道吗,只要见到他,我就像到了天堂!”另一次她这么跟我说,样子无比深情,但并不让人觉得做作,“我这几天其实非常辛苦,觉睡不够,但我这么努力工作,都是为了巴沙尔总统。”
至少看上去,她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政治在她那里是件爱憎分明的事,“安拉、叙利亚、巴沙尔,这是我们叙利亚人最爱的三样东西”,当然,她非常讨厌那些“武装恐怖团伙”,以及“不要在我面前提埃及,我讨厌埃及”。
“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最好的国家,我们跟其他阿拉伯国家都不同。”她说,“阿拉伯国家要制裁我们,而中国却会帮我们。我们跟中国距离很远,却很亲近。”
有两次,高莎叫上她的一位不大会说英文的女同事一起跟我们吃饭,那位女士扎着印有总统头像的头巾,项链坠是总统的头像,胸口别着总统像章,戒指则是一枚小国旗。高莎说她俩都是一个名字大意是“总统的鹰”的社团成员,专门支持总统。
“你是复兴党党员吗?”最后一天在饭桌上我问高莎。
“过去是。不过现在我不怎么关心党的事,我只关心总统。”她一边回答,一边忙着将盘子里的食物塞进嘴里。
2
高级官员A先生:
其实任何政党都可能犯错误
同样为政府工作,A先生对叙利亚时局的理解,与高莎很不一样。如果类比中国的官员等级,他官衔不低,穿着非常得体的西装,彬彬有礼。由于以下这些都是他私下跟我说的话,我只能让他匿名出现。
那是在一场正式会谈结束之后。我随口问起他叙利亚有哪些报刊。“官办报刊有几家,”他说着笑了一下,“不过它们几乎一模一样。”接着他给我推荐了一家私人办的阿拉伯文报纸,以及一份私人办的英文杂志,“它们相对温和(moderate)”。
有点出乎意料地,他突然耸了耸肩,跟我说:“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犯错误。”
我有点惊讶,回答说:“但有些错误更严重。”
他想了想,然后说:“其实说句实话,我并没有去过那些(出事的)地方。”
“那么意思是说其实你并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我追问。
他顿了一顿,“是的,”他说,接着就笑了起来,“这些你可不要写。”
3
家庭主妇莉纳:
伊拉克人开始想念萨达姆了
由于一路都被陪同和安保,于是,在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市飞回大马士革的飞机上,因为不用对号入座,我决心要找个会说英语的当地人挨着坐。当我沿着过道一路“搜寻”快要走到机舱尾部时,30岁的家庭主妇莉纳叫住了我:“你可以坐这儿,这儿没人。”
她裹着白色头巾,一眼就能看出是穆斯林。她带着两个儿子,一个2岁,一个10个月大,去大马士革与在那里工作的药剂师丈夫团聚。她自称来自一个经济优裕的家庭,母亲是医生,父亲是工程师,自己在生孩子之前是一名会计师。
“阿勒颇人大多支持总统。”这是她给出的判断。
“我们这里的物价在周边国家最便宜,即使现在上涨了,还是最便宜的”;当医生的母亲过去经常夜里两三点赶去医院,无需担心治安;新总统比老总统开放得多;叙利亚中等阶层很大,富的和穷的都少,而现在那些闹事的人,不过是些“不想工作的穷人”,以为推翻了巴沙尔生活会更好,但是,“你看看伊拉克,他们开始想念萨达姆了!”她一边哄着怀里的孩子,一边用不太流利的英文说,一度激动得涨红了脸。
如果这个国家有一天要选举,“我会选巴沙尔”。她毫不犹豫地说。
4
高中生西蒙:
电视台撒谎,倒戈军人好样的
17岁的西蒙恐怕不会同意莉纳的说法。他在阿勒颇读高中。当地时间21日这天,当被安排去游览一处古城堡遗址时,我们避开陪同人员的视线,到处“搜寻”可以交谈的游人,于是遇到了他和他的一帮同学,他们来这里玩,几张有的还长着青春痘的脸看上去无忧无虑。
“你们看上去很开心。”我试探着说。
“不,我们其实都很担忧。”他出乎我意料地接过话头,“不知道这个国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从网上了解当下的局势,不看叙利亚电视台,因为“他们撒谎!”他对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感到迷茫,但觉得那些组成“叙利亚自由军”的倒戈军人是“好样的”。
他证实了此前的一则消息,说阿勒颇市发生了学生“为尊严而罢课”的事件,西蒙说他也参加了。警察找到他,问了些问题,就让他走了。此前他也曾因为公开发表不合适的言论,而被安保找去,不过并没有挨打。
“我现在谁都不相信。”他露出厌恶的表情,“我不喜欢政治。”长大以后,他只想当律师或者英文老师。在这个充满反美言论的国家,这位叛逆的新生代,“最想去看的国家是美国”,因为它“很大很令人印象深刻(impressive)”。
那么,“你喜欢总统吗?”我问。他想了想:“无可奉告(No Comment)。”
5
“巴沙尔当总统,是被放到了错误的位置”
总统无处不在,至少他的画像到处都是。那么总统打算怎样向他的人民解释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呢?
2011年6月,在示威爆发约3个月后,巴沙尔·阿萨德借用大马士革大学的讲台向全国民众作了一场演讲。他告诉人民,走上街头的人有三种。首先当然是那些有要求需要政府满足的人;第二部分是相对小的群体,他们试图“操控”大多数好人,以获取利益,这些人里充斥着“不法分子和罪犯”,混乱就是他们得以逍遥法外的大好机会;第三部分更危险,虽然人数不多,但都充满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以宗教的名义杀戮,以改革的名义破坏,以自由的名义制造混乱”。并且,在一些时候,那些和平示威的人“被利用”了,一些武装分子就躲在示威队伍里,向军警和平民开枪,杀戮,破坏。
演讲虽然强调了外部施加的“阴谋”,但“阴谋就像细菌”,“它们没法被消灭,但我们可能通过增强身体的免疫力来保护自己不受侵害”,所以更重要的是“必须集中精力应对国内问题”。之后,他宣布和解释了一系列的国内改革措施,因为“一个政府有责任去满足人民的正当要求”,并呼吁那些逃往邻国土耳其的民众回国来。
这就是这位46岁、身高1.89米的总统在国家危机中的一次重要亮相。正如危机发生后他首次接受国际媒体专访,采访他的美国广播公司资深女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事后对他的评价:“他既不像穆巴拉克那样强悍,也不像卡扎菲那样疯狂,他看上去平静,说话温和。”
巴沙尔原本不会当上总统,他是一位优秀的眼科医生。外媒报道称,由于他的哥哥巴希尔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他才在他的父亲、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2000年去世后继任总统。他在英国读过书,说一口口音比较重却十分流利的英语。而他的妻子,拥有英国和叙利亚双重国籍。
在叙利亚,我从不同渠道听到了这样的评价:新总统年轻,开放,以及如何不带随从,自己驾车,去街头,去餐馆,听人民诉说心声。
而19岁的美国男孩拉米·沙菲为我描述了更多他所了解的巴沙尔。在我们入住的酒店电梯里偶然碰上拉米多少像是一场奇遇,他自称母亲是叙利亚人,是巴沙尔大学时代的好朋友,自从巴沙尔当上总统后很少见面,但保持电话联系。母亲多次讲起巴沙尔的“人格魅力”,比如他们有一次驾车外出时,因为违章被交警拦下,一开始交警并不知道他是总统的儿子,而他也一点没想利用自己的身份。
“巴沙尔当总统,是被放到了错误的位置。”这是拉米母亲对巴沙尔的评价。
拉米说,他愿意接受一位中国记者的采访。这些故事当然有助丰满巴沙尔的形象,但却无法核实。
而有据可考的是,在巴沙尔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说了一句有意味的话。女记者芭芭拉问他:“世界上很多人把你看作一个独裁者或暴君,对此你怎么说?”他回答说,“独裁者和独裁政权不是一回事,后者是体制(system)。”
“那么你觉得大多数人民还支持你?”女记者又问。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在中间,他们不反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