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政治“重感情”

    无论在哪个国家，基层都是政权大树的树根，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保障。不过，同样是基层，中西却有大不同。

    道格拉斯·帕金斯等三位美国学者研究指出，在西方，基层社会根植于带有契约性质的会员制度，是以“协会”为核心来组织人际关系及相应的政治活动。

    而在中国，基层政治则以“重感情”为关键特征——除了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之类的外在性制度保障，乡里、邻里之间的感情也是基层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之一，甚至是基层社区和睦的必要条件。此类情感能够在很多情况下调和社区内部矛盾，通过非法律手段解决纠纷。这一点，可以在古代中国的乡约、族规中寻找悠久的历史根源。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农村的亲属关系和城市中的单位意识已经淡漠很多，但“近邻”的概念却始终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熟悉，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感情基础，这种感情基础也逐渐演变为基层政治的基础。

    因此，中国的基层政治在根本上是一种基于邻里感情的集体行为。因为感情的沟通作用，社区层面的集体政治行为能够获得个人的承诺和社区范围的支持；也因为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协调作用，社区集体行为诉诸的是个人和集体的共同利益。

    不过，感情在政治中过于突出的作用也为基层政治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毕竟，感情中具有很多非理性因素，同时有突发性的特征。当社区集体或个人的诉求未被合理回应时，这种强大的、潜伏的情感力量就会促成社会集体性的行为，而且往往诉诸不合理的方式，村社之间的械斗就是此类恶性事件的典型代表。

    那么，就需要某种方式来调整基层群众的感情“冲动”因素，使基层政治得到均衡。

    具体采用何种方式？在这几位美国学者看来，答案是改进基层选举制度。只有通过完善的、竞争性的选举行为，基层群众才能逐渐接受民主的社区意识，并通过此种意识调节基于自身和邻里的感情冲动。也只有社区内的居民以民主方式参与到社区的各项事宜，才能更多地增强其自身民主素养，了解如何以更好的方式维护自身权利，才能更好地在个人、社区和国家之间主动地寻找到利益的平衡点。

    这几位学者在肯定乡里、邻里感情在基层社区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利用民主选举制度来谨慎约束容易冲动的感情。他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基层群众的社区意识，一种以民主和权利为核心的社区意识，将社区内部矛盾和社区间的矛盾更多地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处理，而非单纯依赖于集体性的情感，或者来自外部的强大制约力量。如果这样，中国的基层社会将会以良性的方式运行下去，并成为建构整体和谐社会的“毛细血管”。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