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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2011年即将走入历史，回顾这一年，对全球格局产生最显著影响的，恐怕莫过于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变局。本报刊发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绍先和中东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马晓霖对这场变局的盘点，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带来的后果以及中国在应对时的得失等话题。
老人政治的溃灭
○马晓霖(中东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
这一年来的阿拉伯大动荡，我印象最深的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被活捉、被处死那一瞬间。对比半年前他在台上的风光无限、不可一世，颇多感慨。
也门的萨利赫、埃及的穆巴拉克、突尼斯的本·阿里，都是这样的领袖，他们曾在国家最危难时获得国家政权，使国家进入稳定状态，摆脱外来势力的控制和盘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还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把国家治理好，把老百姓团结在自己身边。
但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已变成老人政治，长期贪权恋栈，不但国家前进的脚步被羁绊，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民生日渐艰难，政治愈加腐败，整个国家丧失活力，民众的不满犹如火山一样。很快，一代强人土崩瓦解。
领导人如果不能以明智、智慧的方式主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很好的制度设计，没有很好的法律保障，实现权力制衡和领导人的有序轮替，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不能实现社会正义，这个国家迟早要出问题，这个政权迟早要垮台。
所以，我觉得卡扎菲惨死的景象是一个缩影。我记得曾有过这样的提法，就是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实际上，这两句话用在阿拉伯革命中，来描述这些政权的规律，是非常贴切的。
主要原因是内部出了问题
○李绍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阿拉伯这次变局首先是内生性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出了问题，是必然要发生的，只是或迟或早。十多年来，每年西方一些民意测验机构在阿拉伯国家进行的测验结果都显示，要发生革命了，但革命始终没有发生，以至于当革命悄然而至时，大家都不敢相信。
哪一个因素是主要的？首先是政治体制的僵化。这种僵化超乎寻常，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上是当今世界最落后的一个群体。这些国家有两种体制，一种是强人氏族政权，但长期独裁，而且子承父业；另一类是君主制国家，家族统治，君主世袭。
此外，经济结构的极端畸形也触目惊心。阿拉伯国家，一类有丰富的油气资源，非常富裕，另外一类，也就是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没有油气资源，也没有工业化。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现在，阿拉伯世界的工业化程度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再加上人口出生率高，导致人口结构中年轻人比例很高，所以失业率奇高。
此外，阿拉伯世界贪污腐败极为严重，贫富两极分化也触目惊心。据埃及自己的统计数据，一天收入平均不足1.2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人口是40%。
所以，阿拉伯大变局，是政治、经济、社会各种矛盾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
一场非典型的“五无”革命
○李绍先
没有新兴网络媒体革命性的作用，这场阿拉伯大变局的发生是不可想象的。
传统上来讲，一场大运动的爆发是有规律可循的，要有组织，有政党，政党要有领袖，组织要有纲领和未来的蓝图。此外，整个运动的发动得有时间，得有筹款过程，等等。但是，新兴网络媒体的出现，使这些都不再是必需的，以至于有人称它叫“五无革命”，无组织、无纲领、无领袖、无资金、无时间的准备。
埃及从1月25日爆发穆巴拉克统治30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到2月11日凌晨穆巴拉克倒台，前后用了18天时间。这场革命完全是网上搞出来的。它又有传导性，埃及几乎就是从网上直接学了突尼斯的经验。埃及又被其他国家复制。实际上，整个新兴网络媒体的兴起，已经推翻了过去的所谓革命运动的模式。
宗教党派和君主制王国成了赢家
○马晓霖
“阿拉伯之春”的其中一个赢家，是长期被打压在政治底层的宗教党派，尤其是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曾经很极端、现在变得很温和的宗教力量，这是很多人根本没想到的。
在一线进行革命的青年学生是现代知识分子，打出的旗号不是宗教旗号，也没有说要反美，但选票把一些过去根本没有机会执政的宗教党派推到了舞台中心。摩洛哥出现了第一个这种宗教党，以及宗教党派推荐的首相；在突尼斯第一次大选中，刚刚组建半年的“复兴运动”成为第一大党；把卡扎菲赶下台的利比亚以极端宗教武装派为主体的力量，一上台就宣布要靠伊斯兰法治理国家；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更极端的萨拉菲宗派以及另一个中间党，三大宗教党派在第一轮选举中夺取了超过60%的选票。所以说，宗教党派是最大的赢家。
这次阿拉伯革命并不彻底，没有在观念上、从文化传统上进行彻底的革命，只是颠覆了现有的政权。
这一次风波的另一个赢家，是以沙特等海湾君主国为代表的王权，也就是相对共和制而言更落后的传统保守力量。阿拉伯各王国组成的集团在也门内政中，在叙利亚危机中，都起了主导作用，可以说是一帮“国王”把一帮“总统”赶下了台。革命的副产品就是君主制的势力做大。
阿拉伯国家过渡还很艰难
○李绍先
在原有的体制和环境中，阿拉伯不可能发展，就这一点来讲，这一次阿拉伯大变局有积极意义。但阿拉伯能不能从此突破桎梏，现在还很难说。
阿拉伯世界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埃及和突尼斯这两个国家比较有代表性。它们过渡的条件相对最好，因为它们和世界接轨最紧，社会发展水平也比较高。但即使在这两个国家，过渡也一波三折。埃及剧烈地动荡，突尼斯选举中获胜的“复兴运动”党未必能得到其他政党的认同。
第二类国家情况非常糟，比如利比亚和也门。利比亚虽然解放了，但形成了一个中央非常弱、地方非常强的格局。也门情况更复杂，它南方有分裂倾向，北方有什叶派的胡塞武装，同时还有非常激进的半岛分支宗教势力，有部落的武装，有前军队反叛的武装，还有前军队忠于萨利赫的势力等，未来打内战或国家分裂，都不足为奇。
还有一类是君主制国家。整个阿拉伯大变局已经形成，会延续很多年，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会受到冲击，包括这些君主制国家。它们事实上已经受到了冲击，很多国家包括摩洛哥、约旦都开始向君主立宪过渡。
新媒体发挥了最重要的组织、鼓动作用
○马晓霖
这场革命是一种反传统的革命。阿拉伯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程度其实不高，但在中青年中相当有市场。警察弹压示威者、示威者反抗，特别是示威者与警察冲突流血的场面，都通过互联网传播，形成更大规模的围观，也有更多示威者加入。此外，国际上的舆论反应，外部的压力、声援、谴责，都通过网络在突尼斯滚雪球一样爆炸，这种爆炸通过网络快速、直观地反复震荡，就像皮球越拍越高，最后局势不可收拾。
突尼斯革命的成功，很快通过网络影响了埃及。新媒体发挥了最重要的组织、鼓动作用，使汹汹民意很快在街上变成一股愤怒的浪潮。在埃及街头革命过程中，突尼斯取得胜利的示威者通过网络把如何跟当局对抗的方法都告诉他们，所以埃及变成了第二场网络革命。
中国立场与美国、俄罗斯不可比
○马晓霖
拿中国的立场跟美国或者是跟俄罗斯比，是不可比的。从实力上来讲，从对这个地区的影响上来讲，中国跟这两个大国没法比。
中国的传统政策是和平的、温和的。其实卡扎菲对中国非常糟，骂中国是新殖民主义，离间中国跟非洲国家的关系。但关键是，当利比亚内战双方还在争夺由谁来做利比亚人民的管理者时，我们就抛弃卡扎菲，这不是大国的外交之道。我们要看谁有效地控制了国家，谁有效地统治了人民。
这一次中东变局，中国外交也多了很多灵活性，包括什么时候跟反对派接触，什么时候承认。叙利亚危机发生后，中国很快派特使到叙利亚，不仅跟政府接触，也跟在野的反对派接触，同时敦促叙利亚进行改革，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
中国政策总体保护了中国利益
○李绍先
中国应对阿拉伯变局的政策总体保护了中国利益。在阿拉伯变局问题上，中国实际上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是反对外来干涉特别是军事干预。以往所有的实践都证明，外来干预特别是军事干预，绝对不会有好结果，无论是阿富汗、伊拉克，干预实际上扭曲了既定的发展轨迹，长远讲并不符合当事国人民的利益。
第二个原则是尊重当事国人民的选择。我们的政策随着事态发展进行调整。当利比亚人民显示出希望卡扎菲倒台的意愿时，中国适时和反对派接触，进而当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声援反对派。
第三个原则当然是坚决保护中国在当地的运营。利比亚危机时引起轩然大波，大家都说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但事实上，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主要是工程承包，包括盖房子、修路，随着利比亚内战告一段落，中国公司在逐渐回去，而中国公司在当地的损失，过渡政府明确称要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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